“施琅的奏报呢？”康熙问。
梁九功呈上一份奏折：“福建水师提督施琅月前有奏，言及巡查台湾海峡及东海海域，未见大规模异状。唯提及有零星商船反映，偶见形制特异之小船出没于琉球以东海域，速度颇快，不类寻常商渔船只，疑为日本方面之探查小船，然未获确证。”
“探查小船……”康熙眼神一凛。锁国之下，仍有探查之举？是幕府官方行为，还是地方藩主或浪人所为？联系后世日本发展强大海军的轨迹，这种对海洋的窥探欲，似乎一脉相承。
“传朕旨意。”康熙的声音恢复了帝王的决断，尽管内心依然沉重。
“第一，加强海防情报收集。命福建、浙江、广东沿海督抚，严密关注东洋动向。增派可靠员弁，借贸易、渔业之便，设法探听日本国内军政详情，尤其关注其是否有建造大舰、研制新式火器之迹象。责成朝鲜国王，利用其与日本之有限通道（对马藩），加强情报搜集，定期奏报。”
“第二，提升水师战力与警戒范围。着施琅统筹闽浙水师，不仅限于近岸巡防，需定期组织船队前出至琉球群岛附近海域巡弋，熟悉远海航道，展示存在，震慑不轨。水师战船之修造、火炮之更新，需加快进行。工部、户部需保障钱粮。”
“第三，火器研制需另辟蹊径。虽后世技术难以企及，然不可固步自封。着钦天监、武备院，会同南怀仁等西洋教士，加强对泰西火器原理、弹道、瞄准之研究。可尝试仿制或改进现有西洋火炮，并探索火箭、水雷等攻防利器。对‘制导’、‘远射’之理念，可记录存档，供后世参考。”
“第四，外交与战略考量。日本锁国，直接交涉不易。然可通过朝鲜、琉球等藩属传递信息，申明大清维护海疆安宁之决心。对美国（此时应为英吉利等西洋主要国家）之后世角色，需保持警惕。与西洋各国交往，需留意其是否在远东有扶植日本制衡中国之意图。此等国际权谋，虽属未来，然其理古今相通，我朝需有长远之谋。”
“第五，根本在于自强。天幕屡次警示，后世中国之落后挨打，根源在于封闭、腐败、科技停滞。朕前日所虑吏治、开放、文教、武备诸事，必须加速推行。唯有国富兵强，科技昌明，方能无惧任何未来之威胁，无论其来自海上还是陆地。”
康熙的应对，是在有限认知下，尽可能从情报、防御、技术研发、外交和自身建设多个层面进行布局。他深知无法直接跨越数百年技术差距去制造“宙斯盾”和“巡航导弹”，但他必须确保大清不重蹈后世封闭落后之覆辙，并尽可能为应对未来的海上威胁打下基础，包括拓展海权意识、加强远海存在、鼓励火器创新。
南京，洪武朝。
奉天殿前，朱元璋的脸色在听完天幕关于日本后世军备的叙述后，阴沉得几乎能滴出水来。倭寇之患，是他心头大刺。明朝初立，东南沿海便饱受倭寇侵扰，他多次下令加强海防，甚至因胡惟庸案牵连而实行严厉海禁。如今，天幕告诉他，几百年后，这个岛国非但未偃旗息鼓，反而在战败被约束后，再次试图挣脱枷锁，发展出能“千里之外取人城池”的恐怖武器，其射程覆盖朝鲜和中国东部！
“狼子野心！死性不改！”朱元璋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眼中杀意沸腾。“咱就知道，这倭国从来就不是安分的主！什么‘和平宪法’，捆得住一时，捆不住一世！背后还有那什么‘美国’撑腰？哼，夷狄之辈，果然蛇鼠一窝！”
他对那些技术名词同样不懂，但“射程千里”、“覆盖中国东部”的战略含义，他理解得无比透彻。这意味着，未来的战争，敌人可能根本不用登陆，在远海就能直接打击大明最富庶、最核心的区域。这完全颠覆了他对海防的认知——修城墙、建卫所、派水师近海巡逻，可能都防不住这种超视距打击。
“标儿，老四！”朱元璋猛地转身，目光如电，“都听明白了？这倭寇，不是疥癣之疾，是心腹大患！现在是小股骚扰，将来是要命的刀子！从天上、海里、水底下，都能打过来！”
朱标肃然道：“父皇，天幕所示，骇人听闻。然其理可察：倭国岛狭资源少，其民悍而好斗，素有向外扩张掠夺之性。锁国或为蓄力。一旦得势或得外援，必再为祸。其所恃者，后世之‘奇技淫巧’，然其侵略之本性，古今一也。我朝当下，必以绝后患之心，严加防范。”
朱棣眼中精光闪烁，带着强烈的进攻性：“父皇，大哥。倭寇之患，防不胜防，不如主动出击！后世其国能造千里之器，我大明为何不能？当务之急，是倾力发展水师，建造巨舰，研制更强之火炮！不仅要能御敌于近海，更要能前出至其家门，使其不敢妄动！儿臣愿请命，督造战船，操练水师，有朝一日，直捣倭国，永绝此患！”
朱元璋听罢，重重一拍御案：“老四说得对！防，永远防不住贼惦记！只有打疼它，打怕它，才能换来太平！”他转向百官，厉声道：“传咱的旨意！”
“第一，海禁政策，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