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沿海卫所，给咱加倍修筑！烽堠、炮台，密度要增！水师战船，加大建造，要能出海远巡。工部、户部，所有资源优先保障海防！”
“第三，火器！给咱集中能工巧匠，研制射程更远、威力更大之火炮、火箭！那天幕说的‘导弹’咱造不出，但要把咱自己的火器弄到最好！对，还有‘水底雷’（水雷）、‘拦江锁’这些，都给咱琢磨起来！”
“第四，对倭国，不能客气！通过朝鲜，给倭国幕府传话，严厉警告其管束好境内浪人匪类，若再有一船一寇犯我海疆，咱大明必兴问罪之师，绝不轻饶！让朝鲜也加强戒备。”
“第五，也是根本！”朱元璋盯着两个儿子和文武百官，“后世之辱，根子在落后！咱大明从现在起，就不能闭着眼！对海外来的新奇物件、学问，不能一味排斥。有用的，要学！但绝不能被外人牵着鼻子走！咱要有自己的骨气和本事！”
朱元璋的应对，是典型的洪武风格：极度警惕，强硬对抗，以最严厉的防御和最具威慑力的潜在进攻来应对威胁。他将后世日本的威胁与当前倭寇问题直接挂钩，采取升级版的禁海和强军策略，并萌生了“直捣黄龙”的进攻性思维。同时，他也开始反思完全排斥外来技术的弊端。
北京，永乐朝。
朱棣站在殿中，手指无意识地敲击着剑柄，神色异常严峻。姚广孝、夏原吉、张辅等重臣肃立，皆被天幕描绘的未来海战图景所震撼。作为一位有着宏大海洋视野的皇帝，朱棣对“射程千里”、“宙斯盾驱逐舰”、“远程巡航导弹”这些概念的理解，比其父朱元璋更为深入，也因此感到更深的危机感与紧迫感。
“陛下，”夏原吉沉声道，“天幕所言，虽为后世之器，然其昭示之战法变革，惊心动魄。海疆之防，自此非止于目力所及之海面，更在目力难及之远空、深海。敌可于数百里外，发精准之击，我沿海重镇、漕运咽喉、乃至京畿，皆可能暴露于其锋镝之下。此诚亘古未有之危局。”
张辅作为宿将，更关注具体应对：“陛下，末将以为，后世武器虽利，然其理或有可参之处。‘远程’、‘精准’、‘制导’，此乃火器发展之极致方向。我朝水师若想在未来可能的威胁中立足，必须从现在起，着力于舰炮射程之提升、瞄准之精准、以及……或许可探索火箭之可控与增程。同时，水师战船需更大、更坚、更快，方能前出远海，争取主动，而非被动挨打。”
姚广孝缓缓道：“阿弥陀佛。日本国之动向，与其地理、民族性息息相关。岛国寡民，资源有限，其战国百年，铸就尚武扩张之根性。锁国或为幕府维稳之策，然其扩张之欲，如地火运行，未尝熄灭。后世得技术之翼，其势更炽。美国之纵容，乃基于其全球博弈之私利，此等国际权术，后世中国亦当深谙。陛下，郑和船队下西洋，宣威怀远，固是盛举。然观此天幕，或需思量，除却政治、贸易之外，于远海掌握情报、熟悉航道、乃至预置力量，以应对潜在之战略竞争者（如后世之美日），亦不可或缺。”
朱棣听罢，目光如炬，扫视群臣。他北征蒙古，下西洋诸国，深知战略主动权之重要。被动防御，绝非他的风格。
“传朕旨意。”朱棣的声音斩钉截铁。
“其一，加速水师现代化建设。命郑和、王景弘等，在现有宝船舰队基础上，专设一支‘战巡舰队’，配备最新式火炮，强化结构与速度，用于远海巡逻、威慑和快速反应。工部、龙江船厂，需全力保障，并探索更大吨位、更强火力之战舰设计。”
“其二，成立‘火器研制局’。集中全国及西洋优秀工匠、学者，专攻火器改良与创新。重点方向：火炮身管铸造工艺、火药配比优化、弹丸形制与精度、火箭增程与稳定技术。对天幕所述‘制导’、‘雷达’之理念，设立档案，鼓励大胆设想与实验，即便当下难以实现，亦需播下种子。”
“其三，构建远海情报与存在体系。郑和船队每次下西洋，除完成既定使命外，需有意识收集沿途各国军政情报，绘制精密海图，记录水文气象。在关键航道、如马六甲、琉球附近，可考虑与友好国家协商，建立简易补给点或观察哨，延伸我朝海上触角。”
“其四，对日本国策。继续通过琉球、朝鲜等渠道，了解其国内动态。可考虑派遣使团，以恢复官方贸易为名，直接接触德川幕府，探查其虚实，并明确传达大明维护东海安宁之决心。若发现其有大规模造舰、扩军之明显迹象，当予以严厉警告，并做好相应军事准备。”
“其五，科技与人才根本。扩大四夷馆翻译范围，不仅限于文史，更需引入泰西格物、几何、天文、历算、乃至初步的机械原理之学。鼓励民间工匠创新，对有贡献者予以重奖。务必使我朝科技发展，保持活力与开放性，避免后世落后挨打之覆辙。”
朱棣的应对，极具前瞻性和进取性。他不仅要加强防御，更要发展进攻性海军力量，争夺远海主动权；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