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如晦补充：“陛下，军队尤为关键。光幕显示，其食人系统，多与军队相关。我大唐府兵、边军，必须严明军纪，保障粮饷，绝不容许出现以人为食之情形。对将领之约束，尤需加强。此外，对四方藩国、边裔部族，需恩威并施，然对其有违人伦之恶俗，必须严斥禁绝，绝不容其流入中原。”
李世民重重点头：“诸卿所言，字字千金。传朕旨意：重申《唐律》中关于杀人、食人之严刑；命各道州县，严密关注民生，遇灾荒必全力赈济，敢有克扣赈粮、漠视民命者，斩！命兵部、各卫府，再申军纪，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敢有侵害百姓、杀良冒功，尤其敢有伤人食肉者，无论官兵，主犯凌迟，同队皆斩！对突厥、吐蕃、高句丽等，朕自当以王道服之，然若彼等行此禽兽之事，朕必发兵灭之，以彰天道！”
李世民的反应，是将“制度化食人”视为对“仁政”理想最极端的反动，是最深重的统治失败和文明耻辱。他从制度、道德、军事、外交等多方面反思，强调预防和根本治理。这体现了他作为杰出政治家的深刻洞见和责任感。他将此视为对自己统治的终极警告，决心从各个方面加固大唐的“仁政”堤坝，防止任何类似的邪恶滋生。这种全面而深刻的反思，是其他许多帝王所不及的。
开元年间，李隆基在最初的剧烈恶心和恐惧之后，陷入了一种更深的自我麻痹和逃避。他紧紧搂着杨玉环，仿佛要从她温软的身体上汲取一点对抗那可怕描述的暖意。
“玉环……朕的江山，绝不会如此……朕是圣主，天下太平，百姓富足……怎会有那等事……” 他喃喃道，更像是说给自己听。
杨玉环也吓得花容失色，颤声道：“三郎是真命天子，自有百神呵护，那些北地蛮夷的恶事，绝不会降临到我大唐。”
“对，对，朕是真命天子……” 李隆基重复着，努力将脑海中那些“腌尸”、“人脂罐”、“玉尖”的画面驱散，“高力士，今日的歌舞呢？朕要与贵妃赏舞，听曲，那些……那些污秽之事，不许再提！传令下去，凡有议论今日天幕者，以妖言惑众论处！”
他选择用更华丽的声色，来掩盖那被勾起的、对人性至暗与权力至恶的恐惧。然而，那恐惧的种子已经种下。他会更加沉迷于眼前的享乐，也会对可能带来动荡和“野蛮”的因素（比如安禄山这样的胡将）潜藏更深的疑虑，但这疑虑与他享乐的欲望相比，依然薄弱。他只是本能地想逃离那可怕的画面，逃回他精心构建的、歌舞升平的“盛世”幻象中去。
大宋，汴京。
宋徽宗赵佶的反应是极度的厌恶和撇清。
“蛮夷！果然是未曾开化的蛮夷！行此等禽兽不如之事，简直污了朕的眼！”赵佶用丝帕捂着口鼻，仿佛光幕上的文字散发着恶臭，“想我华夏，礼乐之邦，仁义所在，岂有此等骇人听闻之恶俗？可见这金人（他仍以金代指后金），实乃不可理喻之禽兽。我大宋与之盟好，真是……真是有辱斯文！”
他完全将“食人”视为金人（清虏）特有的、低等的、令人作呕的习俗，与自己高雅文明的大宋截然对立。这种认知，既是一种本能的文明优越感，也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通过将对方彻底“非人化”，来消除其带来的恐惧和不适。他并未从中看到任何对自身统治的警示，反而更加确信自己文化的优越和正确。至于“联金灭辽”可能引入“禽兽”的隐患，他选择性地忽视了，或者认为可以用“礼乐”教化之。
而在黄州，苏轼在剧烈的心理冲击后，陷入了一种近乎虚脱的悲凉和哲思。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荀子言性恶，需以礼法化之……然则，礼法崩溃，权力失制，人性之恶，竟能堕落到如此地步么？”苏轼望着江水，目光空洞，“非为求生，而为取乐；非因饥饿，而为贸易；非止个人，而成制度……此非人性之恶，实乃权力之癌，制度之毒，将人性中最后一点微光也吞噬殆尽了。”
“那‘全仙宴’，那‘玉泉浴’……将活人生生养成食材，何其精致，何其残忍！这已非野蛮，而是野蛮披上了文明的外衣，是极致的虚伪与暴虐结合产生的怪胎。清虏之政，可谓集古今之恶之大成。与之相比，什么党争，什么贬谪，什么怀才不遇，都显得……微不足道了。至少，那还是‘人’的烦恼。而彼处，已无‘人’的存在，只有‘物料’和‘消费者’。”
他感到一种文明彻底沦丧后的虚无。之前的屠杀、奴役，至少对象还是“人”。而“制度化食人”，则意味着对象被彻底物化，连“人”的资格都被剥夺。这是对“文明”概念本身的彻底否定。
“吾尝欲‘兼济天下’，欲‘为民请命’。然见此幕，方知有些‘天下’，有些‘民’，所处之境遇，已非‘请命’可救。那是一个完全由魔鬼统治的、将人视为牲畜的国度。除了彻底摧毁，别无他法。可悲，可叹，我华夏文明，竟曾落入此等魔掌之中，长达二百余年……这二百年，华夏的灵魂，可还安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