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广孝停下捻动佛珠的手，睁开眼，眼中亦无平日的慈悲，只有深重的悲悯与冰冷的洞彻：“阿弥陀佛。陛下，佛亦降魔。此非人行，实为修罗、饿鬼、畜生之道显化于人间。其以同类为资粮，以制度固罪恶，已彻底背弃伦常，泯灭人性。我佛虽有慈航普度之宏愿，然对此等沉沦魔道、以杀食为业之众生，亦需金刚怒目，以无边法力，涤荡妖氛，还世间清净。此非杀生，乃斩妖除魔。”
朱棣点头，目光重新投向舆图，声音冷冽如北地寒冰：“诸卿，此前天幕揭示清虏屠杀、禁锢、倒退，朕虽愤慨，犹以其为征服者之通病，或可归咎于文明差异、统治未谙。然今日……今日所揭，已非‘差异’或‘未谙’可解。此乃彻头彻尾之邪恶，是将其狩猎采集时代之野蛮遗毒，与权力结合后，孕育出的制度之癌！其以国家机器维系食人产业链，以官僚体系管理血肉作坊，甚至将人体制品纳入贸易……此非一朝一夕之偶然，乃是其政权本质之必然流露！一个视人命为牲畜、为货殖的政权，其存在本身，便是对‘文明’二字的终极亵渎！”
他走回御座，但并未坐下，手按在冰冷的扶手上，青筋隐现：“朕终于明白，为何其能行‘圈地’、‘投充’、‘逃人’诸恶法而无大愧，为何能心安理得行文字之狱、奴化之教。因其骨子里，便未将汉人，甚至未将治下之民，视为同等之‘人’！在其眼中，百姓与牛马猪羊无异，区别仅在于牛马用于耕作骑乘，而人……人肉可食，人皮可用，人骨可烧，人脂可售！所谓‘主子奴才’，不过是牧场主与牲畜的关系！”
这番剖析，比单纯的怒骂更为深刻，也更为可怕。它指向了统治哲学中最黑暗的深渊。
“陛下明鉴！” 夏原吉深吸一口气，“既然如此，我大明对此等潜在之魔患，绝不可有丝毫姑息。辽东、奴儿干都司对女真诸部之策，必须更为坚决彻底。然则，光幕所揭示者，乃其政权建立后之恶行。预防之道，或许不仅在于外部剿杀，更在于内部。”
朱棣目光一闪：“讲。”
夏原吉道：“臣观其食人产业链，涉及军营、官府、内务、贸易，甚至宫廷。此绝非底层军卒或个别酷吏所能为，必是上下勾连，形成利益网络，且有其生存之土壤——或是极端匮乏，或是特权的极度膨胀与不受制约。因此，我朝当引以为最深之戒：其一，必须确保仓廪实，边防固，绝不容许军队出现长期缺饷至需以人为食的绝境。其二，必须严刑峻法，对任何残害百姓、虐杀无辜之行径，无论涉及何人，一律严惩不贷，尤需严防官吏与豪强勾结，鱼肉乡里。其三，必须严格约束皇室、宗亲、勋贵之欲望，杜绝任何形式的穷奢极欲、猎奇炫富，尤需警惕将人之身体、生命视为玩物或珍馐的变态倾向。其四，对商贸需加强监管，绝不容许任何涉及人体制品之贸易存在，违者以谋反论处。”
蹇义补充道：“还有教化。必须不断重申‘仁者爱人’、‘民为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圣贤教诲，使仁爱、慈悲、敬畏生命之念，深入人心。同时，需揭露一切夷狄之中可能存在之陋俗恶习，使百姓知华夷之别，不仅在衣冠礼仪，更在仁心人性。”
朱棣听罢，沉默良久，缓缓道：“卿等所言，俱是根本。然朕以为，最根本者，在于武力。若无强大武力御敌于国门之外，则一切仓廪、法制、教化，皆成虚谈。建奴能以制度化食人，正因其武力强盛，可镇压一切反抗，可强行推行其恶法。因此，朕之下西洋，固在扬威通商，朕之五征漠北，更在消除边患。然今日之后，对东北之女真，朕之策略需更明确：剿抚并用，以剿为主；分化瓦解，以灭强部为先。务必使其永无统一壮大、觊觎中原之可能。此非为一时之功，乃为万世之安。朕要留给子孙的，是一个绝无‘食人魔’威胁的江山。”
他顿了顿，语气森然：“传旨：自即日起，军中再倡‘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之岳武穆遗训，敢有侵害百姓，尤其敢有杀伤平民以为食者，无论官兵，主犯凌迟，全军连坐！内官衙门、皇室采办，严加核查，凡有涉及怪异食材、珍稀玩物之采购，需经多重审核，敢有以人命或人体为戏者，经手之人皆斩！对女真诸部之侦查打击，提升至最优先。另，命翰林院，将今日天幕所示之清虏恶行，择其要者，编入训诫，发于各藩王、勋贵、文武大员，使其触目惊心，常怀戒惧！”
朱棣的应对，相对朱元璋而言，少了些癫狂的种族灭绝色彩，多了些制度的反思和预防。他依然将武力置于首位，但同时也强调了内政、法制和教化的重要性。他将“食人”视为政权彻底野蛮化的标志，并决心从根源上杜绝大明滑向任何类似深渊的可能。这会影响他对军队纪律的强调，对皇室欲望的约束，以及对北方边患永不松懈的警惕。永乐朝的扩张性或许会更强，但其内部对“仁政”底线的强调，也会因这天幕的刺激而更为突出。
深宫之中，万历皇帝被剧烈的呕吐感惊醒。他宿醉未消，头痛欲裂，太监连滚爬爬地进来，语无伦次地禀报了天幕再现及其内容。起初万历还不耐烦，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