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没有具体的屠杀惨状，没有真假太子的幽灵，而是更宏大、更根本的对比：东西方在同一个历史节点（1644年）的不同走向，以及他大清入关后一系列国策，在文明演进坐标轴上的定位。
“崇祯十七年……1644年4月25日……英国内战……马斯顿荒原……查理一世被处死……” 康熙低声念着这些陌生的年代、地名和人名。尽管他对遥远的欧罗巴并非一无所知，南怀仁等传教士带来过一些消息，但天幕将东西方两个重大事件如此精确地并列，并赋予“剧变”和“变革”的定性，仍然让他感到一种被置于某种宏大天平上称量的不适。
尤其当看到“明末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苏州吴江施复夫妇……几十张织绸机……雇佣成百工人”、“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四方商贾蜂攒蚁集”这些描述时，康熙的眉头紧紧皱起。光幕描绘的那幅江南市镇工商业繁荣、雇佣关系普遍、商品交易活跃的图景，他并不全然陌生。奏报中也有“苏松财赋半天下”之说，江南的丝、绸、棉布、瓷器远销海外，带来巨大税收。然而，在天幕的叙述中，这种繁荣被明确指向“资本主义萌芽”，并暗示其有导向一种全新社会形态的潜力。这让他隐隐感到不安。
更令他如坐针毡的，是紧随其后的、关于明末思想变革的描述。李贽这个名字，康熙知道，是被本朝定性为“狂禅”、“异端”、“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典型，其着作早被查禁。但天幕却将李贽的思想逐条列出：“抨击程朱理学”、“提倡功利主义”、“揭示重农抑商不合理”、“小政府理念”、“君王和政府应该是服务性的”、“人人自私，自愿交换”、“提倡人人平等、婚姻自由、男女平权、思想自由”……每一条，都像一记重锤，敲在康熙以“程朱理学”为官方意识形态、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以“君权神授、纲常伦理”为统治基石的心上。
尤其看到“对西方国家的政治体系奠基起到重要作用的约翰·洛克是在李贽死后三十年才出生”这一句时，康熙的瞳孔骤然收缩。一种难以言喻的复杂情绪涌上心头。是震惊？李贽的思想竟能与欧罗巴启蒙思想家相提并论？是恼怒？如此“异端邪说”竟被天幕拿来与西方进步并论，隐含褒扬？还是……一丝连他自己都不愿深究的、对可能被错失的某种历史路径的茫然？
但这种情绪，迅速被接下来天幕对大清政策的描述所点燃的怒火和辩护本能所覆盖。
“圈地令……投充法……逃人法……”
康熙的脸色阴沉下来。这些是国初旧制，他亲政后已逐步调整缓和。圈地早在康熙八年就已下诏停止，投充弊政亦多次申饬，逃人法虽仍严峻，但较之顺治朝已宽松不少。然而天幕却将这三者与之前的“资本主义萌芽”、“思想解放”直接对立，描述为“这一切都随风而逝了”，是“历史的倒退”。并将“大明农民是自由佃农”与“大清农民是农奴”尖锐对比。
“荒谬！”康熙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他盯着光幕上对圈地惨状的描述：“妻孥丑者携去，欲留者不敢携”、“人民背井离乡……僵仆路旁”，以及引用他自供的“旗下仆婢，往往轻生……家主责治过严”。这些是事实，他无法否认清初确有诸多暴行和弊政。但天幕完全无视当时的特殊情势——数十万满人亟需安置，朝廷财政拮据，中原未定——也完全无视他亲政后纠偏的努力，更将个别旗人恶行上升为整个国策的“奴役”本质，这让他感到极大的不公和愤慨。
“主子对自己再狠，也不能生气，更不能反抗，得笑脸对待……雷霆雨露都是天恩……这就是大清的‘奴才思维’……”
看到这几行字，康熙的脸颊肌肉剧烈抽动了几下。这话说得如此刻骨，如此诛心，将一种他或许隐约感知、却绝不愿承认的统治心态，赤裸裸地揭露出来。鼓励忠顺，提倡服从，这本是任何王朝稳固统治的必然要求，何以到了大清，就成了“奴才思维”？难道前朝就不要求臣民忠顺吗？
“胡运不过百年……满清通过‘阉割血性’、‘奴化教育’，成功坐了两百多年江山……”
最后这句，像一把烧红的铁钳，狠狠夹住了康熙的心脏。他一生勤政，自诩仁君，致力于“满汉一体”，修孔庙，举博学鸿儒，编纂典籍，何尝想过“奴化”二字？天幕却将大清国祚绵长，归因于“阉割血性”和“奴化教育”的成功！这简直是对他毕生功业最恶毒、最彻底的否定！难道他爱新觉罗·玄烨的江山，不是靠上承天命、下顺民心，靠励精图治、恩威并施得来的，而是靠把人都变成奴才才坐稳的？！
愤怒、屈辱、辩解的冲动，以及更深层的一丝被说中心事的惶惑，在他胸中翻腾。他猛地站起身，在暖阁内急促踱步。
“胤礽！胤禛！” 他突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