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汉杰……陈四……朱三太子……”
康熙的手指无意识地捻动着翡翠念珠，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光幕上描述的那个案子，他记得。康熙五十年，山东曹县一个叫班汉杰的商人，拦驾叩阍，控告一个流动杂技班子头目陈四抢劫。案子本身微不足道，地方审结也无问题。但他，爱新觉罗·玄烨，当时的清朝皇帝，却从这个小小的案子里，看到了令他寝食难安的影子。
“十百成群，越界远行，乘骡马，执刀枪……每日口粮草料，从何处来？” 康熙低声重复着自己当年批阅奏折时写下的疑问，嘴角泛起一丝苦涩。光幕说得对，他根本不在乎班汉杰是否被抢，也不在乎陈四是否冤枉。他在乎的，是那一百多号人聚集流动的规模，是那骡马刀枪显示出的并非纯粹流民的姿态，是那背后可能隐藏的、有组织的、以“朱三太子”为旗号的反清力量。
“前有伪朱三太子，曾被大户人家迎入，供其酒食，众所周知……” 康熙闭上眼睛，当年写下这句话时，那种如芒在背的感觉，再次清晰地浮现。朱三太子。这个名号，像幽灵一样，缠绕了他整整半个世纪。
光幕开始详细回溯，从崇祯皇帝几个儿子的下落不明，到南北“太子案”的真假迷雾，再到顺治、康熙两朝层出不穷的、大大小小的“朱三太子”事件。杨起隆在京城的“中兴官兵”起义，蔡寅在福建的“白头军”，湖南寺庙里自称朱慈灿的和尚，浙江张念一拥戴的“王老先生”……一桩桩，一件件，如同走马灯般在光幕上流转，也仿佛在他脑海中重新上演。
尤其是康熙四十七年，那个在山东被捕的、七十五岁的王士元，供称自己就是崇祯第四子朱慈焕。康熙记得那个案子，记得九卿会审，记得那个老人苍老而无奈的辩白：“吾今年七十五岁，血气已衰，鬓发皆白，乃不作反于三藩叛乱之时，而反于清宁无事之日乎？”
“刑部认定他未参与谋反之事，但又下定论说：‘朱某虽无谋反之事，未尝无谋反之心。’” 康熙念着光幕上的字句，眼神幽深。这定论，与其说是刑部的，不如说是他玄烨的意志体现。谋反之心，对于一个前朝皇子，一个名叫朱慈焕的人来说，需要证据吗？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最大的“心”。
“王士元自认崇祯第四子，查崇祯第四子已于崇祯十四年身故……王士元明系假冒，其父子俱应凌迟处死。” 康熙看到张廷玉（此时张廷玉尚未入仕，但康熙知道这个名字代表的未来臣子）结案陈词中的这几句，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有眼角的细微抽动，暴露了他内心的波澜。
光幕点破了其中的关窍：清修《明史》故意混淆崇祯儿子的排序和名字，将第四子记为朱慈炤，第五子（早夭者）记为朱慈焕。如此一来，被凌迟处死的“朱慈焕”，自然就成了“假冒”的，杀他也就“名正言顺”了。而真正的隐患，则随着那千刀万剐和家族覆灭，在物理上被清除。
“假作真时真亦假……” 康熙咀嚼着这句话，感到一阵冰冷的疲惫。他一生精明勤政，擒鳌拜，平三藩，收台湾，抗沙俄，缔造了所谓的“康熙盛世”。但他内心深处，始终有一块地方笼罩在阴影中，那就是前明遗留的正统性幽灵，是那个可能随时复活、号召天下汉人推翻“异族”统治的“朱三太子”。他越是宣称优待前朝宗室，越是亲自祭拜明孝陵，就越是要在暗地里，用最彻底、最残酷的手段，将所有可能的“真身”及其影响，连根铲除，并以“假冒”之名盖棺定论。
他以为这样做天衣无缝，既能稳固统治，又不损“圣主仁君”之名。可现在，这天幕将这一切算计、恐惧、狠辣，赤裸裸地剖开，呈现在“万朝”面前。呈现在洪武大帝朱元璋、永乐大帝朱棣、崇祯皇帝朱由检面前，呈现在他爱新觉罗家的列祖列宗，以及顺治、雍正、乾隆面前。
康熙可以想象，那些明朝皇帝看到自己子孙被如此搜寻、逼迫、以“假冒”之名凌迟处死时，会是怎样的暴怒。他也能想象，后世子孙如雍正、乾隆，看到他们祖父、曾祖父内心这深深的恐惧和由此衍生的严酷手段时，又会作何感想。是理解？是效仿？还是……鄙夷？
“匪类称朱三者甚多……匪类……” 康熙喃喃自语，光幕上说他曾如此形容那些打着“朱三太子”旗号的人。可究竟谁是“匪类”？是那些前赴后继、试图恢复汉家天下的人？还是他这个占据汉家江山的“异族”皇帝？这个问题，他不敢深想，也永远不会有答案。他只知道，为了爱新觉罗家的江山永固，为了满洲统治的稳定，他必须这么做。任何一点仁慈，都可能成为燎原的星火。
“皇上，夜已深了，该安歇了。” 贴身太监梁九功小心翼翼地上前，低声提醒。
康熙仿佛没听见，他的目光依旧凝在光幕上，看着那最后关于“政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