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深邃的思量，杨亮并未完全说出口，但那份从容和笃定，已经透过他的眼神和语气传递给了儿子。他只是缓缓道：“我们走的路，是让人靠自己的力气和头脑，把日子过好的路。我们造的犁耙能开更深的土，我们修的磨坊能省下人力，我们定的规矩让弱小者不受欺辱，我们建的学堂给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这些东西，看得见，摸得着，比任何描绘天堂的画饼都实在。只要我们自己不走歪，不忘了根本，让大家的日子一直有盼头，那么，谁来传什么教，都不必过于担心。人心自会衡量。”
他看向杨保禄，目光深沉：“保禄，你将来要掌舵。记住我今天的话，也记住我们为什么要建这座庄园。对外的灵活和底线，对内的坚实和公道，这两条，无论世事怎么变，都不能丢。至于教会……就当是个需要谨慎相处的、特别的邻居吧。他派神父来，我们按规矩接着。这事，回头我让其他人去苏黎世一趟，跟那位主教大人好好‘商议’出个章程来。你这次做得很好，遇事不决，回来商量，这就对了。”
杨保禄听着父亲的话，尤其是那句“人心自会衡量”，只觉得心中豁然开朗，从苏黎世带回来的那点阴郁和担忧，此刻被一种更宏大、更坚实的信心所取代。他郑重地点头：“是，父亲，我记下了。”
窗外的夕阳将最后的余晖洒进书房，落在那些手抄的书册上，落在父子二人沉静的脸上。远处的工坊区传来隐约的敲打声，那是铁与火的交响，是这片土地上，另一种更铿锵的“信仰”在持续生长。院墙之外，属于格里高利主教的十字架或许终将立起，但杨保禄此刻确信，那不会动摇这座山谷真正的基石。
在家休整的两日，时间仿佛被拉长、揉碎，细细地洒在了日常的缝隙里。杨保禄刻意放下了所有与“盛京”事务相关的思虑，将自己完全浸入父亲和丈夫的角色中。
他的长子杨定坤刚满五岁，正是对万物充满粗野好奇的年纪，性格里已然有了杨家人特有的沉静底色，但终究还是个孩子。次女杨溪云才二岁，粉雕玉琢，是全家人的心头肉，尤其受祖母和母亲诺丽别的宠爱。杨保禄带着定坤去河边，看水车如何不知疲倦地将河水舀起，倾入木槽，告诉他水流的力量如何被齿轮和连杆驯服，变成工坊里锻锤起落的动力。孩子听得半懂不懂，但眼睛亮晶晶的，对那哗啦啦的水声和机械的节奏着了迷。他又抱着溪云在谷仓边的空地上，指认各种农具和晾晒的草药，小女儿咯咯笑着，用柔软的小手去摸耙齿上冰凉的铁，咿咿呀呀地问着不成句的问题。
夜里，一家四口睡前闲聊，诺丽别低声讲述着白日里工坊的琐事，定坤已经睡着，溪云蜷在父亲怀里，呼吸均匀。油灯的光晕染出一小圈温暖，将木窗外的寒意和远方可能存在的纷扰都隔绝开来。这种具象的、触手可及的安宁，像一层厚厚的茧，包裹着他。有那么几个瞬间，杨保禄几乎觉得，就这样守着家业，看着儿女长大，似乎便是人生全部的意义了。
然而，当清晨独自站在院子里，望着东面山谷开口处渐亮的天空时，那股沉寂了没多久的躁动，便又如地下伏流般悄然涌起。苏黎世之行，像在他原本平静的心湖里投下了一颗石子，涟漪虽已平复，但湖面之下，某种东西被激活了。他见识了主教城堡的森严与算计，闻到了大教堂工地石灰的刺鼻气味，穿行过码头区污浊而充满野蛮生机的街巷。那些景象、气味、声音，与他从父亲留下的旧世界影像碎片（如今已只能靠回忆）、或是与乔治叔叔等行商交谈中得来的间接认知，截然不同。那是活的、粗粝的、充满复杂气味和危险魅力的“真实”。
他意识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存在着一大片空白。他知道莱茵河下游有科隆、美因茨这些名字，知道那里人口更多，商路更繁忙，势力交错更复杂，但也仅止于此。它们就像地图上几个冰冷的墨点，缺乏血肉和温度。父亲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庄园藏书楼里的手抄本他读了不少，可这“万里路”，他几乎还没开始。一种强烈的、近乎本能的好奇与渴望，在他胸膛里鼓胀——他想亲眼去看看，那些只在言语和想象中存在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模样；想去丈量一下，盛京之外的天地，究竟有多宽广；想去验证一下，从书本和长辈口中得来的道理，在更广阔、更混乱的现实中是否依然有效。
这个念头一旦清晰，便再也挥之不去。第三天早饭时，他看着父亲慢慢喝完碗里的粟米粥，放下筷子，斟酌着开口：“父亲，家里最近诸事平稳，河口集市的章程，工坊的熟手们也都能独当一面。我……我想再出去一趟。”
杨亮抬眼看了看他，没说话，继续用布巾擦了擦手，示意他说下去。
“上次只到了沙夫豪森和苏黎世，算是家门口转了转。”杨保禄语气平实，但眼神里的光泄露了他的迫切，“这次，我想顺莱茵河往下游走走，去科隆，或者更远些的地方看看。不为了买卖，就是……就是想去亲眼见识见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