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开除教籍。”杨亮解释，语气带着一丝冷意，“被绝罚的人，理论上其他信徒不得与之交往、贸易。虽然执行起来未必彻底，但足以让很多不明就里、敬畏教会的商人望而却步，对我们的集市将是沉重打击。他未必敢轻易对我们庄园核心人物用这招，但用来威胁、干扰我们的贸易网络，却可能很有效。”
杨保禄倒吸一口凉气，这才意识到宗教手段在当下的威力。这确实比刀剑更难防范。
“所以，父亲，我们只能答应？”他有些不甘。
“答应，但不是无条件的答应。”杨亮转过身，目光恢复了平时的沉稳，“硬顶固然不明智，但也不能让他觉得我们软弱可欺，可以得寸进尺。派神父来，可以。但来的必须是我们能接受的人选，不能是格里高利的死忠心腹。来了之后，住在哪里，教堂建在何处，规模多大，日常活动范围，募捐的规矩……这些，都必须由我们说了算。可以给他划一块地方，在集市边缘，离我们核心区远点。允许他给信教的商人做弥撒、行圣事，但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庄园内部事务，不得向我们的庄客、尤其是孩子们强制传教。募捐可以，但账目需向我们的管事报备，数额也得有个双方认可的限度。”
杨亮一条条说着，思路清晰，显然不是临时起意。“这事，本质上是一场谈判。我们让出一小部分‘信仰市场’的管理权，换取贸易通道的顺畅和表面上的和睦，同时把教会的影响力框定在有限的、可控的范围内。底线是，庄园的魂，不能让他染指。”
杨保禄听得心潮起伏，父亲的话如同拨云见日，将纷乱的利弊梳理得清清楚楚。他想起自己肋下的手雷和离开主教城堡时的沉重，忽然觉得，父亲面对的棋局，远比他一路上想象的更为复杂，需要的不是硬碰硬的勇气，而是绵里藏针的智慧和长远的权衡。
“那……我们就不怕他派来的神父暗中搞鬼，或者他们的教义吸引走一些人吗？”杨保禄问出了心底另一层隐忧。
杨亮看着儿子，脸上露出一丝真正的、带着些微感慨的笑意。这笑意里，有对儿子能想到这一层的欣慰，也有一种更深沉的、几乎可以称之为“俯瞰”的自信。
“保禄，”他走回桌边坐下，语气变得平和，像在讲述一个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你记住，未来‘盛京’也好，我们杨家主导的任何地方也好，信仰自由会是一条根本规矩。只要不是蛊惑人杀人放火、自残身体的邪教，别人信什么，我们原则上不干涉。这不是妥协，这是自信。”
他顿了顿，似乎在斟酌词句，又似乎在回忆什么极其遥远而笃定的东西。
他当然有这份自信。这自信并非源于盲目的傲慢，而是根植于他的来历，根植于他亲眼见证过、并深刻理解的另一种力量。他曾来自一个宗教退居个人精神角落的时代，那里的人们建造高楼、飞越天空、洞察微观，依靠的不是对神的祈祷，而是对自然规律的探寻和运用。那种力量，叫做科学。他曾生活在一种强调集体协作、个人努力与现世幸福的文化里，那种文化或许不完美，但它教会人依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去创造，去解决问题，去追求更公正、更富足的生活，而不是将希望寄托于彼岸的救赎。
格里高利主教看到的，是商人的钱袋和灵魂的统治权。杨亮看到的，是更本质的东西：人需要安全感，需要归属感，需要解释世界的框架，需要应对苦难的精神慰藉。在中世纪，教会提供了这一切，尽管伴随着代价。
但杨亮能给得更多、更实在。在他的庄园里，辛勤劳作能换来饱暖，学习知识能获得尊重，遵循明确的规矩能得到公平的对待。这里没有领主随意的鞭子，没有教士对“十一税”的催逼，孩子可以学习文字算数而不是整天背诵晦涩的祷文。当生病时，他们尝试用柳树皮煎水退烧，用煮沸的布条处理伤口，而不是只能等待放血疗法或祈求奇迹。当外敌来袭时，他们依靠的是夯实的城墙、淬火的刀剑和精心配比的火药，而不是圣徒的遗骨。
这才是真正的、强大的“感召力”。它不诉诸对地狱的恐惧，而指向现世的安宁与希望；不强调人的原罪，而激发人的创造潜能。它或许没有教堂彩窗那么绚烂，没有管风琴音乐那么庄严，但它像脚下的土地一样坚实，像每天的日出一样可靠。一个在这里有田种、有屋住、孩子有书读、生活有奔头的人，会被几句“赎罪”、“天堂”轻易打动吗？或许会有人需要那种精神寄托，尤其是那些经历坎坷、心灵脆弱的流民，但更多的人，尤其是看着庄园一天天变好、自己亲手参与建设的庄客们，他们的“信仰”，早已牢牢系在这片土地和它代表的秩序之上了。
至于那些商人，他们或许虔信，但他们更精明。他们来“盛京”，是因为这里安全、公平、能赚钱。只要这个根本不动摇，他们不会因为这里多了一个或少了几个神父就放弃生意。教会能给他们灵魂的安慰，但“盛京”能给他们现实的财富和保障。孰轻孰重，这些走南闯北的人，心里自有一杆秤。
所以，杨亮不担心文化被侵蚀。他怕的是麻烦，是格里高利利用宗教地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