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站起来走到墙边，取下一张北境地图，铺在桌上，用砚台压住一角。手指从澜沧关往西划，停在断肠谷的位置。这里两山夹道，容易进去难出来。如果敌军追得太深，就会被困住。可南诏一向小心，怎么会轻易派兵进来？除非——他们自己出了问题。
她坐回桌前，翻开一本旧册子，是之前南诏使团来朝时的接待记录。其中一页写着：三月初七，南诏副使见了礼部郎中，说话躲躲闪闪，一直打听太子的情况，却不谈正事。还有一条记录说，他们的随从晚上喝酒吵闹，有人醉后说了句“主上换了人，老部下不安稳”。当时只当是酒话，没在意。
现在再看，这些线索连起来了。
她提笔写了两行字，叫来一个内侍：“送去礼部，让赵郎中马上来见我，带上他会南诏语的证明文件。”
不到一会儿，赵郎中来了。他五十多岁，脸色沉稳，曾在南疆做过官，懂南诏话，也认识他们的文字。
“殿下。”他行了礼，站好。
“南诏出兵很急，没有理由，还烧我们的粮仓，杀百姓。”沈知意声音不高，“表面是挑衅，其实是心里发虚。你明天出发，去边境驿馆见他们的使者。不要提打败的事，也不要骂人，只说一句话——‘我们已经知道你们国内的情况了’。”
赵郎中心里一震，脸上没表现出来。
她继续说：“你带这封信去，交给他们领头的人。信里不写罪责，只表达遗憾。就说大曜不想打仗，百姓种地不容易，要是因为你们内部的问题连累到我们，太可惜了。”
她说完，从袖子里拿出一封信，封口盖着东宫的印。
“说话要真诚，态度要低，但每句话都要让他们听进去。”她顿了顿，“你只要看着他的眼睛，等他自己开口。”
赵郎中接过信，低头答应。
“还有件事。”她又说，“你带三样东西：一份口供抄录，说是边军抓到俘虏时听到的话，提到‘新王杀了哥哥夺位’；一张榜文拓片，商人从南诏城里带出来的，上面写着‘清除余党，藏人同罪’；最后一封残信，说某个将领家人被围捕，求救无门。这三样你先不拿出来，等他否认打仗的事，再慢慢摆出来。”
她走到窗边。外面月亮冷冷地照着走廊的青砖，泛着白光。
“记住，你不是去争输赢，是让他明白——有些事，瞒不住了。”
赵郎中离开时天还没亮。沈知意站在窗前，听着脚步声走远，才转身坐下，重新打开那本旧册子。她把之前的标记连起来，最后圈在四月初二那天：南诏使臣突然要提前走，说是“国内有丧”，但被礼部拦下了，因为没收到正式国书。当时没人多想，现在看来，那场“丧”，可能是政变后的第一道血痕。
她轻轻合上册子，低声说：“原来如此。”
五天后，大曜边境驿馆。
南诏使者叫岩桑，四十多岁，穿紫褐色长袍，腰挂弯刀，神情高傲。他本来想借边界冲突施压，逼大曜让出澜沧渡口。没想到前锋三百骑兵全被歼灭，主将被抓。消息传回后军中震动，但他还想硬撑，打算用“误会”两个字糊弄过去。
赵郎中来的时候，他正在厅里喝茶，看到人也不起身。
“你们大曜不过是个使臣，何必亲自跑一趟？”岩桑冷笑。
赵郎中不生气，拱手行礼，从怀里取出信，双手递上。
岩桑接过一看，脸色变了。信里没提战争责任，反而表示同情，说听说南诏最近不太平，如果有难处，愿意帮忙调解。最后一句写道：“邻国的痛苦，就像自己的伤。”
他抬头盯着赵郎中：“你们……知道什么？”
赵郎中不回答，慢慢打开布包，把三样东西一件件放在桌上。
第一件是口供抄录。上面写着俘虏说的话：“听说新王砍了先王三个儿子的头，挂在城门三天。”字迹是临摹的，看不出来源。
岩桑瞳孔一缩。
第二件是榜文拓片。清楚印着南诏官印，内容正是“清除叛党，所有旧部必须自首”。
他的手指开始发抖。
第三件是半张残信。纸发黄，墨迹模糊，只剩几句话：“……家里被围了……求你看在过去的情分上，救救我妻儿……现在的君主不再是以前那个仁君……”
赵郎中这时才开口：“你们新王上位不容易，想靠对外打仗立威，转移百姓注意力，我能理解。但一旦开战，死的都是普通人。粮食没了，百姓就会反，结果可能更糟。”
岩桑猛地站起来，椅子倒在地上发出响声。他盯着那三样东西，嘴唇动了半天，说不出话。
“你们……怎么知道这些？”他终于低声问。
赵郎中平静地说：“我不知道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