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霄被带到边防站的审讯室里时，已经是下午三点。
房间不大，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红色标语。窗户很高，有铁栏杆，阳光从那里斜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道道光影。墙角有一台老式饮水机，水桶里的水只剩一半，泡着几根茶叶梗。
林霄坐在椅子上，手铐已经摘了，但门口还站着两个持枪的武警。他低着头，看着自己面前那杯热水，热气袅袅上升，在他脸上蒙了一层薄薄的水汽。
审讯室里很安静，只有墙上老式挂钟的滴答声。
门开了。
进来的人四十多岁，穿着便装——深蓝色夹克，白衬衫，黑裤子，脚上是擦得锃亮的皮鞋。他中等身材，微胖，脸上带着一种公务员特有的和气，但眼神很锐利，看人的时候像在掂量什么。
他走到桌子对面，坐下，从公文包里掏出笔记本和钢笔，拧开笔帽。
“我叫老韩。”他说，“国安部的。说说吧，怎么回事。”
林霄抬起头，看着这个自称老韩的人。国安部——刀疤生前也是国安部的。
“我能先问个问题吗？”林霄说。
老韩挑了挑眉，没说话，但点了点头。
“刀疤的真名叫什么？”
老韩看了他一眼，沉默了几秒。然后从笔记本里抽出一张照片，推到他面前。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人，穿着军装，笑得阳光灿烂。那是刀疤，但比林霄认识的刀疤年轻十几岁，脸上没有那些纵横的伤疤，眼睛里也没有后来那种复杂的东西。
“他叫韩勇。”老韩说，“我弟弟。”
林霄的手一颤。
“他是我的线人，也是我的兵。”老韩的声音很平，但林霄听出了里面压抑的东西，“五年前我派他打入‘烛龙’内部，他成功了。但代价是……他再也没能用真名活过一天。”
他收回照片，小心地夹回笔记本里。
“现在，说说你的事。”
林霄深吸一口气，开始从头讲起。
从河头村开始，讲到缅北园区，讲到爷爷去世，讲到秦城监狱，讲到越狱，讲到刀疤救他，讲到小叔林潜，讲到西北逃亡，讲到哈拉湖和气象站，讲到勐巴拉山谷，讲到曼德勒别墅，讲到刀疤最后的身影。
他讲了很久，水凉了又换，换了又凉。讲到嗓子沙哑，讲到嘴唇干裂，讲到窗外的阳光变成晚霞，又变成夜色。
老韩一直在听，很少插话。只是在关键的地方问几个问题，然后在笔记本上记几笔。
等林霄讲完，已经是晚上八点。
老韩合上笔记本，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夜色。
“证据呢？”
林霄从怀里掏出那个铁盒，放在桌上。又拿出从勐巴拉带出来的存储器，一并推过去。
“曼德勒别墅那个老人的照片，岩康给我看过。”他说，“他是谁？”
老韩没有回答。他打开铁盒，一样一样看里面的东西——小叔的信，爷爷的徽章，那些照片和文件。他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在对待某种神圣的物品。
看完，他把东西原样放回，合上盖子。
“这些证据，我会送到该送的地方。”他说，“但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你配合。”
林霄看着他：“要我做什么？”
“先养伤。”老韩说，“你现在这样，什么都做不了。等伤好了，等我们把证据核实了，再谈下一步。”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林霄一眼：“韩勇在最后发给我的消息里说，你是他见过的最像他的人。他说的不是性格，是那种……愿意为别人挡子弹的劲儿。”
他顿了顿：“别让他白死。”
———
林霄被转移到昆明的一家部队医院。
说是医院，其实是某个部门的疗养点，对外不挂牌。三层小楼，隐藏在市区边缘的一片老居民区里，周围是高大的法国梧桐。病房在二楼，朝南，阳光很好，窗外能看到梧桐树的树冠，偶尔有麻雀落在枝头，叽叽喳喳地叫。
林霄在这里住了十五天。
头一个星期，他基本下不了床。右脚的伤口严重感染，医生切开引流，刮掉腐肉，每天换药两次。左肩的旧伤也复发了，肩关节积液，需要反复穿刺抽液。还有营养不良，还有疲劳综合征，还有……医生说他身体里像有个战场，到处是战争的痕迹。
护士姓刘，三十多岁，话不多但手脚麻利。每天给他打针换药时，总是轻手轻脚，尽量不弄疼他。有一次林霄问她，这是什么地方。她摇摇头，说不知道，她只负责照顾病人，别的不问。
第二个星期，林霄能下床走动了。他开始在走廊里慢慢走，从这头到那头，五十步，每天增加十步。走廊尽头有一扇窗户，站在那里能看到远处的西山，还有滇池的一角。有时候他就站在那里，一站就是很久。
老韩来过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