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语塞，许久才道：“先生，我累了。条例司的差事，我怕是不能再做了。”
王安石看着他决绝的背影，心中一阵刺痛。苏辙是他亲手提拔的，曾寄予厚望，如今却成了反对新法的人。他想起司马光曾对他说：“介甫，你太急了。变法如行船，需缓缓调整方向，否则易翻船。” 那时他不以为然，可现在，连苏辙都离他而去，他忽然感到一丝孤独。
“相公，邓绾和冯京来了。” 随从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邓绾和冯京走进来，邓绾一脸愤慨：“相公，苏辙这是背叛！依我看，该治他的罪！”
冯京却道：“苏辙所言，虽有夸大，却也提醒我们，新法的执行确实需要加强监管。河北的事，我会秉公核查，绝不让变法派蒙冤，也不让百姓受苦。”
王安石点了点头：“冯大人公正，我信得过。此次去河北，不仅要查官吏，更要查那些煽动百姓闹事的豪强，尤其是韩琦的表亲，务必查个水落石出。”
三日后，调查组启程。汴京的气氛却并未缓和，保守派见扳不倒方田均税法，又将矛头指向了《保甲法》。御史刘挚上书说：“陕西保丁多是农夫，不懂军纪，近日竟有保丁因与禁军争执，动手打伤了校尉，如此下去，必成心腹大患。”
神宗将奏章转给王安石，批了 “卿可酌情处置”。王安石看后，立刻奏请神宗：“保丁与禁军争执，错在双方。禁军自恃身份，欺压保丁，保丁一时激愤才动手。臣请陛下在陕西设立‘保丁禁军纠纷处’，由知州亲自审理此类案件，一视同仁，既不偏袒禁军，也不纵容保丁。”
神宗准奏。可刘挚却不罢休，又联合了十几位御史，跪在宫门外 “死谏”，说王安石 “包庇保丁，轻视禁军”，若不罢黜，“恐动摇军心”。
消息传到陕西，保丁们群情激愤。绥州的保丁首领王二，带着几百名保丁来到延州府衙，跪在地上请求知州郭逵上奏：“我们练保甲，是为了保家卫国，不是为了受禁军欺负！若朝廷不公正对待，我们就散了，让西夏兵来踏平陕西！”
郭逵大惊，一面安抚保丁，一面快马加鞭奏报汴京。神宗看到奏章，又惊又怒，召王安石议事：“介甫，你看这事如何处置？保丁竟敢要挟朝廷，若不严惩，日后如何管束？”
“陛下，保丁并非要挟，是被逼无奈。” 王安石道，“臣已查明，刘挚所说的‘保丁打伤校尉’，实为校尉强抢保丁的妻子，保丁才动手。若朝廷不还保丁一个公道，他们心寒散去，陕西的边防就完了。”
“那刘挚他们……”
“刘挚等人只听禁军一面之词，不问是非，实乃失职。” 王安石语气坚定，“臣请陛下将刘挚等人贬为地方小官，以示惩戒。同时，下旨嘉奖绥州保丁，表彰他们的爱国之心。”
神宗犹豫了。贬谪十几位御史，必然会引起更大的非议。可若不处置，陕西的保丁真散了，后果不堪设想。他思索良久，最终点头：“就依你。”
旨意一下，汴京哗然。保守派痛骂王安石 “一手遮天”“打压异己”，富弼甚至称病不上朝，以示抗议。而陕西的保丁们则欢欣鼓舞，训练更加刻苦。王二对保丁们说：“朝廷没有忘了我们，咱们更要好好练，让西夏人看看，咱百姓也能打仗！”
就在这时，河北调查组回来了。邓绾和曾布带来的奏报称：“方田均税法确有个别官吏扰民，但整体利大于弊，清查出的隐瞒土地，可增加赋税五十万贯，足以弥补陕西军费缺口。韩琦表亲偷税属实，已交由刑部处理。”
冯京的奏报则相对中立：“新法需加强监管，严惩贪官，但不应废止。”
神宗拿着两份奏报，龙颜大悦，当即下旨：“方田均税法在河北路全面推行，各地需严格约束官吏，再有扰民者，斩！”
这个结果，让保守派彻底哑火。富弼、韩琦等人虽仍心有不甘，却再也找不到攻击新法的借口。王安石站在中书省的窗前，望着窗外渐渐放晴的天空，长长舒了一口气。这场仗，他们赢了。
可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平静。保守派的退却是为了积蓄力量，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而变法派内部，也因苏辙的离去出现了裂痕。吕惠卿变得日益专断，常排挤与自己意见不合的官员；曾布虽忠诚，却魄力不足；邓绾则过于激进，得罪了不少人。
更让他忧心的是，神宗的态度。虽然这次神宗支持了他，但他能感觉到，皇帝心中的压力越来越大。太后的不满，保守派的阻挠，民间的流言，像一张无形的网，渐渐缠绕在神宗心头。
初夏的风穿过窗棂，带来一丝凉意。王安石拿起案上的《农田水利法》修订稿，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修改意见。他知道，无论前路有多少艰难，他都不能停下脚步。因为他身后，是那些因新法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