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出列，神色平静如常：“陛下，苏轼所言，有失偏颇。市易法在杭州推行之初，确有小商贩不适应，但若因此废止，才是因噎废食。两浙路转运使曾孝宽刚送来奏报，市易法推行半年，杭州物价稳定，商税较去年同期增长一成，何来‘国库堪忧’之说？”
“增长的商税，是从百姓身上刮来的！” 御史中丞杨绘反驳，“臣接到举报，杭州通判与市易务提举勾结，将上等丝绸以低价收购，再高价卖出，中饱私囊，百姓敢怒不敢言！”
“若有此事，当严惩不贷。” 王安石寸步不让，“但这是官吏贪腐，与市易法无关。臣请陛下派专人前往两浙路，核查苏轼所奏之事，若属实，臣愿承担失察之责。”
神宗沉吟良久，道：“便派知制诰沈括前往杭州。沈括精通算学，处事公正，定能查明真相。”
沈括离京后，汴京的争论并未停歇。苏轼的奏章像一块投入湖面的巨石，激起层层涟漪。连一些原本支持新法的官员，也开始私下议论，说 “市易法确有不妥”。条例司内部，吕惠卿主张 “强硬应对，凡质疑新法者，一律贬斥”，曾布则认为 “应听取合理意见，微调法令”，两人争执不下，竟在王安石面前大吵起来。
“子宣（曾布字）就是太软！” 吕惠卿怒视着曾布，“苏轼分明是被保守派蛊惑，你却还说‘合理意见’，再退让下去，新法就要被他们啃得只剩骨头了！”
“吉甫太过激进！” 曾布也涨红了脸，“杭州的商户确实有困难，市易务的‘平抑物价’有时定得太低，让小商贩无利可图，这是事实，为何不能改？”
王安石看着争执的两人，心中泛起一阵疲惫。自苏辙离去后，条例司的分歧越来越明显，吕惠卿的刚愎与曾布的温和，像两股拉扯的力量，让他左右为难。
“够了。” 他沉声打断两人，“市易法的初衷是平抑物价，而非让商贩破产。若定价过低，确需调整。待沈括回来，查明实情，再做定夺。”
半月后，沈括从杭州带回了核查结果。他在奏报中写道：“苏轼所奏‘商贩流亡’确有其事，但多为经营不善的小商贩；市易务定价确有偏低之处，导致部分行业利润微薄；至于‘官吏勾结’，查无实据，乃谣言。” 他还附上了一份详细的账册，记录了杭州各行业的物价、利润及商税变化。
“你看！” 王安石拿着奏报，在朝堂上朗声道，“苏轼所言，多是夸大其词！市易法虽有疏漏，却非一无是处。臣已命曾布修订市易法细则，允许商贩与市易务协商定价，确保其有合理利润空间。”
保守派虽仍有不满，却因沈括的奏报有理有据，一时找不到反驳的理由。神宗当即准奏，命曾布尽快修订细则。
风波暂歇，王安石却没有松一口气。他知道，苏轼的奏章只是一个信号，表明新法在推行中确实存在问题，若不及时调整，只会积累更多民怨。他想起庆州大捷后，王二派人送来的信，信中说 “保丁们缺衣少食，武器也多是旧的，若能有新甲胄，定能再打胜仗”。
军费、官吏俸禄、水利工程…… 处处都需要钱。市易法带来的利润虽在增长，却仍填不满巨大的财政缺口。王安石站在中书省的窗前，望着远处的国库方向，眉头紧锁。
“相公，或许可以试试《免行钱法》。” 曾布走进来，递上一份草案，“汴京的行会商户，常以‘供奉’为名，向官府行贿，以求减免徭役。不如明文规定，商户按盈利多少缴纳‘免行钱’，官府不再向他们索要供奉，既规范了商户行为，又能增加收入。”
王安石接过草案，仔细看着。免行钱法其实是募役法的延伸，针对的是商户而非农户。他眼睛一亮：“此法可行！汴京商户众多，若推行得当，每年至少能增收五十万贯，足够陕西的军费了。”
可他没想到，《免行钱法》的推行，竟引发了更大的风波。汴京的商户中，不乏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的产业，他们早已习惯了通过行贿逃避徭役，如今要按章缴纳免行钱，自然百般抵制。
太皇太后曹氏的侄子曹佾，在汴京开了十几家绸缎铺，他公然宣称：“我曹家的铺子，凭什么给王安石交钱？” 不仅拒不缴纳，还煽动其他商户罢市。
一时间，汴京的绸缎铺、酒楼、茶坊纷纷关门，街市上一片萧条。百姓买不到东西，怨声载道。保守派趁机上书，说 “免行钱法逼得商户活不下去，是亡国之法”。
神宗急召王安石议事，脸色极为难看：“介甫，曹佾带头罢市，百姓怨声很大，连母后都来质问朕了。免行钱法，是不是先停一停？”
“陛下，绝不能停！” 王安石语气坚定，“曹佾等人是为了一己私利，才煽动罢市。若此时退缩，新法的威严何在？以后谁还会遵守法令？” 他顿了顿，补充道，“臣已命开封府尹滕甫，严查罢市的带头者。曹佾虽为皇亲，也应依法处置。”
“处置曹佾？” 神宗犹豫了，“他是太皇太后的侄子，朕……”
“陛下，法不容情。” 王安石直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