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被贬到滁州，写下了 “醉翁之意不在酒”；石介被贬后不久病逝，却被夏竦诬陷说他装死，要开棺验尸，最后在百姓的阻拦下才作罢。
汴梁城的霜化了又落，新政像一场短暂的春雪，很快就消失在权力的寒冬里。
余温
范仲淹在邠州任上，依旧推行 “厚农桑”，组织百姓修水渠。有天，一个老农给他送来一筐新收的麦子，说：“范大人，要不是您去年让我们种了新粮种，今年怕是又要挨饿。” 范仲淹看着金灿灿的麦子，笑了。
富弼在郓州赈灾，用的还是新政里 “减徭役” 的法子，让灾民以工代赈，既修了河堤，又没让他们流离失所。当地百姓为他立了生祠。
韩琦在扬州，整顿吏治的力度丝毫不减，他说：“就算朝廷不让干，我在这一亩三分地，总得让百姓好过点。”
几年后，宋仁宗偶尔翻看旧档，看到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想起新政时汴梁城短暂的清明，叹了口气。他派人去邠州慰问范仲淹，带去了一句口谕：“朕未尝忘卿。”
范仲淹回奏：“臣但求陛下不忘百姓。”
庆历新政失败了，但那些被罢免的官员里，欧阳修、蔡襄后来成了文坛领袖；那些因新政受益的百姓，把范仲淹的故事编成歌谣，唱遍了大宋的山河；那本被范仲淹收在木匣里的十策底稿，后来落到了王安石手上，成了熙宁变法的火种。
嘉佑四年，范仲淹在徐州病逝。消息传到汴梁，宋仁宗罢朝三日，亲自为他题写墓碑。送葬那天，邠州、郓州、扬州的百姓自发赶来，哭声百里不绝。
有人说，庆历新政就像一阵风，吹过大宋的原野，没能吹散所有的阴霾，却留下了满地的种子。多年后，当王安石站在紫宸殿上提出变法时，总会想起庆历年间那个霜天，范仲淹说的那句话：
“祖宗之法，可变。”
风穿过政事堂的窗棂，吹动着案上的奏章，像在应和着那句跨越时空的话。而汴梁城外，新的春天正在到来。
滁州的醉翁
庆历五年的深秋，滁州的琅琊山被染成一片赭红。欧阳修拄着拐杖，站在醉翁亭的石阶上，看着山民们背着新收的稻子走过，稻穗上的露珠在阳光下闪着光。
“欧阳大人，该喝早茶了！” 亭下传来衙役的喊声，声音里带着亲近。自他被贬到滁州，褪去了京城的朝堂戾气，倒添了几分田舍翁的自在。
他笑着走下亭，案上摆着粗瓷碗，泡的是当地的野茶，旁边还有一碟山民送的板栗。“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欧阳修剥开板栗，问前来送茶的里正。
“托大人的福，” 里正黝黑的脸上堆着笑，“您让咱们修的引水渠，把山泉水引到了田里，稻子比去年多收了三成！”
欧阳修点点头。被贬滁州后，他没沉溺于失意，反而捡起了范仲淹 “厚农桑” 的法子：组织百姓修水利、开荒地，又减免了苛捐杂税。起初有人劝他：“大人，新政都废了，您还折腾这些干啥？” 他只是笑：“朝廷的法可变，百姓的日子不能等。”
衙役匆匆跑来，手里拿着封信：“大人，京城来的信，是富大人寄的。”
欧阳修拆开信，富弼在郓州过得并不轻松，保守派总找借口弹劾他，但他在信里没提这些，只说郓州的黄河大堤修好了，百姓们要为他立碑。“希文在邠州也安好，说邠州的孩子们开始读书了。” 欧阳修读着信，眼眶有些发热。
傍晚，他带着衙役去山间巡查，遇见几个樵夫在唱新编的山歌：“欧阳太守，爱我滁州。引水浇田，免我租赋。不坐大堂，常到田头……”
他停下脚步，听着山歌在山谷里回荡，忽然觉得，那些在京城的争论、朋党之嫌，都不如这山间的歌声实在。回到亭中，他提笔写下：“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写完，他举杯对着琅琊山，仿佛看见范仲淹、富弼也在千里之外举杯。这杯酒，敬的不是功名，是那份 “虽九死其犹未悔” 的初心。
邠州的学生
范仲淹在邠州的日子，一半在田埂，一半在学堂。
他到任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修州学。以前的州学破破烂烂，只有两个老秀才教书，学生不足十人。范仲淹亲自选址，带着百姓搬砖运瓦，新学舍落成那天，他写了块 “文正书院” 的匾额挂在门楣上。
“范大人，您这是何苦？” 州吏不解，“您是军政长官，管管军队、收收赋税就行了，办什么学堂？”
范仲淹正在给孩子们分发课本，闻言笑道：“军队能守一时，学问能守一世。你看这些孩子，现在教他们读书明理，将来就是邠州的根基。”
他请来的先生里，有被贬的新政官员，有隐居的饱学之士，甚至还有个懂西夏文的老儒。“要让孩子们知道，” 范仲淹对先生们说，“不仅要读孔孟，也要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