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换上了那件袍子，继续赶路。
回到长安的那天，天色阴沉。李隆基住进了兴庆宫，这里曾是他当临淄王时的府邸，后来扩建为宫殿。可他再也没有踏出过宫门一步。
他常常独自登上长庆楼，望着外面的街道。有时会看到百姓路过，有人认出他，会跪地磕头，喊一声“太上皇”；也有人会指着他骂，说他是亡国之君。
他从不回应，只是静静地看着。
上元元年，肃宗听信谗言，将高力士流放巫州。高力士临走前，求见李隆基最后一面。
两人相见，相对无言，唯有泪千行。
“陛下，老奴走了，您要多保重。”高力士磕了三个头，起身离去。
李隆基看着他佝偻的背影消失在宫门外，忽然喊道：“力士！力士！”
可回应他的，只有空荡荡的宫墙。
高力士走后，李隆基的精神彻底垮了。他不再吃饭，不再说话，整日躺在床上，像一尊没有灵魂的泥塑。
宝应元年四月，李隆基在孤独和悔恨中去世，享年七十八岁。
他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一个老宫女在旁伺候。据说，他临终前，嘴里反复念叨着两个字：“玉环……”
一代帝王，就这样落幕了。
他曾开创开元盛世，让大唐的荣光照耀四方；他也曾亲手将这盛世推入深渊，让百姓饱受战乱之苦。他的一生，像一场跌宕起伏的戏，有过辉煌，有过沉沦，最终以悲剧收场。
而大唐，在经历了安史之乱后，元气大伤。虽然最终平定了叛乱，却再也回不到开元盛世的巅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党争不断……这些问题像毒瘤一样侵蚀着大唐的肌体，让它一步步走向衰落。
由盛转衰，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始于李隆基的怠政，成于李林甫的专权，激化于杨国忠的跋扈，最终在安禄山的铁蹄下，彻底拉开了序幕。
兴庆宫的长庆楼依旧矗立，只是再也没有人会在那里眺望。楼外的街道渐渐恢复了繁华，行人匆匆，车水马龙，仿佛那场浩劫从未发生。可只有经历过的人知道，有些东西，一旦失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大唐的天空，从此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霾。而这一切的起点，都藏在第十九章的字里行间——那由盛转衰的每一步，都写满了叹息与警示。
宝应元年的风，带着长安深秋的凉意，穿过兴庆宫的朱红宫墙，卷起满地枯叶。李隆基的灵柩停在太极殿偏殿，简单的仪仗衬得殿内愈发空旷。殿外，新帝李亨一身素服，面容憔悴，望着阶下往来忙碌的内侍，眼神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有解脱，有沉痛，更有一丝难以言说的茫然。
“陛下，该入殓了。”礼部尚书低声提醒，声音被殿内的寂静吸得轻飘飘的。
李亨点了点头，转身走进偏殿。灵柩前的长明灯跳动着微弱的光，映在李隆基那张枯槁的脸上。曾经的英武与威严早已褪去，只剩下深深的沟壑和松弛的皮肤，仿佛一生的荣辱都被岁月揉进了这张脸的褶皱里。
李亨站在灵柩旁，伸出手，指尖悬在父亲冰冷的脸颊上方，却迟迟没有落下。他想起幼时，父亲曾将他架在肩头，在御花园里追逐蝴蝶；想起开元年间，父亲在延英殿彻夜议事，晨光映在他鬓角的汗珠上，亮得像星子；也想起马嵬坡前，父亲隔着重重禁军，望着杨贵妃的营帐，那绝望的眼神像烙铁一样烫在他心上。
“父皇……”他低低唤了一声，声音哽咽。这声“父皇”，他喊了四十余年，可直到此刻，才真正明白这两个字背后，藏着怎样沉重的分量。
入殓的仪式简单而仓促。没有盛大的国丧仪轨，没有万民哭拜的场面，只有寥寥几位宗室和大臣，在殿内垂首肃立。当棺盖缓缓合上，隔绝了最后一丝光线时，李亨忽然觉得，一个时代，连同那些辉煌与荒唐，都被永远锁在了里面。
灵柩出殡那日，长安百姓沿街而立，却鲜有人哭。有人沉默地看着棺木从眼前经过，眼神里带着麻木；有人低声议论，说这位太上皇“前半生是圣主，后半生是昏君”；还有些经历过安史之乱的老者，望着灵柩，忽然想起开元年间的好日子，忍不住抹起了眼泪。
“想当年，米价五钱一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一个卖菜的老汉蹲在墙根下，抽着旱烟，对身边的年轻人叹道，“那时候，谁能想到，会有后来这些祸事啊。”
年轻人摇摇头，他出生时已是战乱年月，对“开元盛世”的印象，只来自老人们的絮叨。他看着那支萧瑟的送葬队伍，忽然问：“大爷，您说，这世道，还能好起来吗？”
老汉猛吸了一口烟，烟锅里的火星亮了一下，又暗下去。“谁知道呢……”他含糊地应着，目光投向远处灰蒙蒙的天空。
李隆基的葬礼刚过，李亨便召集大臣，在紫宸殿议事。殿内的气氛比往日凝重了许多，百官们脸上都带着劫后余生的疲惫。
“诸位，”李亨的声音沙哑，带着病后的虚弱，“如今安史之乱未平，吐蕃虎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