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起草的核心成员，除狄仁杰、宋璟、张柬之三位宰相外，还包括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御史大夫，谏议大夫，以及被特意召入的几位以学识渊博、精通典制著称的翰林学士和致仕老臣，宗正寺和太常寺亦派员参与咨议。这是一支涵盖了朝廷主要衙门、兼顾了革新与守旧、实务与清议力量的庞大团队，也预示着起草·过程的艰难与博弈。
起草的地点，设在平日宰相们议事的政事堂旁一间僻静宽敞的厅堂内。厅堂门窗紧闭，炭火融融，却驱不散众人心头的寒意与纷乱。厚厚的帘幕垂下，隔绝了外界的窥探与喧嚣。案几上堆满了从兰台、秘阁调来的历代典章制度、律令格式，以及《尚书》、《周礼》、《贞观政要》等经典。空气中弥漫着墨香、陈旧书卷的气息，以及一种无形的、紧绷的张力。
争论，从第一次会议就开始了，而且异常激烈。焦点，自然集中在李瑾提出的、并被皇帝原则上认可的“君权天授，而显于民，当为民用”这一根本原则，如何具体化为《宪章》条文，尤其是如何界定“民”（在此处更准确地说是“臣民”）的“权利”与“义务”。
“荒谬！简直是荒谬绝伦！”保守派中坚、礼部尚书崔日用脸色涨红，将手中的一份草案草稿重重拍在案上，“‘臣民之生命、财产，非依律法，不得擅夺’？此乃天经地义！何须写入宪章？律法自有规定！写入此处，置君王于何地？莫非君王要处置某个臣子，还需先翻看此宪章，看看是否‘依律’不成？这岂不是将君王与庶民等同，束缚君王手脚？”
他出身博陵崔氏，是传统礼法的坚定维护者，对任何可能削弱君王神圣性与绝对权威的条文都极为敏感和抵触。
“崔尚书此言差矣。”刑部尚书，一位相对务实、深受李瑾影响的官员沉声道，“写入宪章，正是要彰其重要，定为根本。律法可修可改，宪章高于律法，非经特定程序不得轻动。此条旨在明确，即便君王，亦需遵循律法程序，不可凭一己好恶，肆意剥夺臣民性命家产。这正是为了维护律法尊严，防止……防止冤滥。”他最后几个字说得很轻，但在场众人都明白其意——武则天朝初年酷吏横行、罗织构陷的阴影，并未完全散去。
“那这条呢？”另一位出身关陇集团的官员指着草案另一处，声音尖锐，“‘臣民有依法科举入仕、依才授官之权利’？科举取士，本是朝廷恩典，广开才路，何时成了臣民的‘权利’？若人人皆以为有权利科举、有权利做官，朝廷不能取才，岂不是要天下大乱？此条断不可行！科举乃为国选才，岂是人人可求之‘权利’？”
“还有这条，‘臣民有陈情、诉讼、申辩之权，官府需依法受理，不得阻挠、拖延、枉法裁判’。”一位御史台的官员皱眉道，“若如此，刁·民讼棍岂不蜂起？些许小事皆要告官，官府如何应付？此条看似保护小民，实则助长刁风，扰乱吏治！”
“此言谬矣！”宋璟终于忍不住，出言反驳，他虽也觉有些条文过于超前，但更看重其约束官府、保护良善的初衷，“民有冤屈，若无门可诉，或申诉无果，则冤气郁结，易生祸乱。给予陈情诉讼之权，并规定官府需依法受理裁判，正是为了疏解民怨，彰显朝廷公正。至于刁·民讼棍，自有律法制裁，岂可因噎废食？”
张柬之也补充道：“诸位，李相提出此宪章，本意是为国定规，防患于未然。其核心，便在‘权责’二字。既要明确君王、朝廷之权责，亦需界定臣民之权责。所谓臣民之‘权利’，非是凭空赋予，而是自古有之。圣人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云‘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父母对子女，有养育教诲之责，子女对父母，亦有奉养孝敬之义。此乃天伦，亦是君臣之道。宪章所言臣民权利，如生命财产不受非法侵夺，如科举入仕之途公平开放，如冤屈有处可申，正是‘父母’对‘子女’应尽之责，亦是朝廷保有百姓、稳固社稷之必需！岂可视为洪水猛兽？”
他巧妙地将“权利”与儒家的“责任伦理”挂钩，试图在传统话语体系中为这些新概念寻找合法性。
狄仁杰端坐主位，一直凝神静听，没有轻易表态。他深知此事之难，难于上青天。李瑾留下的理念骨架太大胆，几乎是要重新构建一套政治伦理和权力运行规则。如何将这些理念转化为能被当下绝大多数朝臣、乃至天下士人接受的条文，同时又不失其制约权力、保护臣民（哪怕是有限保护）的初衷，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文字技巧。他必须平衡各方，既要推进皇帝认可的宪章制定，又要避免引起过于激烈的反弹，导致事与愿违。
“诸公，”狄仁杰缓缓开口，声音平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陛下旨意，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