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安静下来，看向这位德高望重、被皇帝委以主持起草重任的老宰相。
“其一，所有条款，需有经典依据，或可从现行律令、祖宗成法中引申而出，不可凭空创造，更不可与圣人之道、朝廷纲常明显抵触。譬如‘生命财产’之保，可引《礼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及《孟子》‘制民之产’；科举之公平，可引《尚书》‘明明扬侧陋’及本朝科举取士之祖制；诉讼之权，可引《周礼》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及历代帝王‘慎刑恤狱’之训。”
“其二，条款需立足现实，考虑可行。不可过于理想，脱离当前吏治、民情。譬如，可强调‘依法’、‘依制’，将权利之行使，框定在现行律法与制度框架内。如此，既彰保护之意，又不至于立刻冲击现有秩序。”
“其三，权利与义务，需对等而言。享权利，亦需尽义务。臣民之权利，可写。臣民之义务，如纳税、服役、守法、忠君爱国，亦需明确写入，且位置在前，以示君臣大义，本末有序。”
“其四，行文需庄重、凝练、留有余地。多用‘依制’、‘依律’、‘不得无故’、‘非经程序’等语，为具体执行留下解释空间。避免使用过于绝对、容易引发争议之词。”
狄仁杰的四点原则，可谓老成谋国，既试图落实李瑾理念的精髓——对权力的制约和对臣民基本权益的承认，又充分考虑了现实的政治阻力和接受度，试图在理想与现实、创新与传统之间找到一条可行的窄路。
“狄相高见！”不少中间派官员点头称是。崔日用等保守派虽然仍觉不妥，但狄仁杰提出的原则，至少在表面上都立足于儒家经典和现有制度，让他们难以从根本道理上反驳，只能就具体措辞进行争论。
接下来数日，起草小组陷入了对具体条款字斟句酌的激烈辩论中。每一句话，每一个词，甚至每一个字的顺序，都可能引发长时间的争吵。
关于“生命财产权”，最终措辞为：“臣民之身家性命，及合法所置田产、宅邸、资财，受律法保护。非依国家律令，经有司明正典刑，或为社稷安危、非常之时依法征用并予补偿，任何人不得擅自侵夺、损毁。”增加了“合法所置”、“明正典刑”、“依法征用补偿”等限制条件，强调“依法”，并给“非常之时”留下了口子。
关于“科举入仕权”，措辞更为含蓄：“国家设科举、选贡诸途，以广纳贤才。天下士子，凡身家清白、通晓经义、符合定制者，皆可依制参与，朝廷当以公心取才，勿拘门第，以显至公。”将“权利”弱化为“皆可参与”，并强调“依制”、“符合定制”，且与“勿拘门第”的进步理念结合。
关于“诉讼申辩权”，则写道：“臣民遇有冤抑，可依律向有司陈情、诉讼。有司需依法受理，详加勘问，公正裁判，不得无故拖延、推诿，更不得徇私枉法，屈陷良善。”重点放在了要求官府“依法公正”处理诉讼上，而非强调臣民的“起诉权”。
此外，还增加了“臣民有依法置产、经商、迁徙（需符相关律令）之自由”、“臣民有依法纳税、服役之义务”、“臣民需忠君爱国，遵守法度，维护纲常”等条款。
这些条款，在狄仁杰的主持和斡旋下，艰难地、一点一点地达成着妥协。每一款都充满了限制词，每一款都保留了巨大的解释空间，距离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权利”相去甚远，但在这个时代，明确将臣民的这些基本权益（哪怕是被重重限制的）写入一部旨在“根本**”的文件中，并强调官府和皇帝也需要“依法”行事，已是石破天惊的进步。
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是否要将“若皇帝或朝廷严重违背宪章根本精神，致使天怒人怨，臣民……可有劝谏、甚至……非常之权？”这类隐含反抗权的条款写入。这触及了皇权的底线，连相对开明的宋璟、张柬之都坚决反对，认为这等于赋予了下犯上的合法性，万万不可。最终，这一条被彻底删除，取而代之的是一句更为模糊的“皇帝与朝廷，当敬畏天命，体察民情，以保社稷长安。若有失德，天象示警，言路当畅，以资规谏。”将可能的“反抗”弱化为“天象示警”和“言路规谏”。
就在政事堂旁的小厅内争论得面红耳赤之时，上阳宫寝殿中，李瑾的生命已如风中残烛。他已无法起身，大部分时间处于昏睡，偶尔清醒，也极为短暂。王怀恩会低声向他禀报起草的进展和遇到的争论。李瑾听着，浑浊的眼中时而闪过微光，时而黯淡。他清楚地知道，自己那些超越时代的理念，在这个时代注定会被稀释、扭曲、妥协。但他更知道，能开这个头，已属不易。哪怕只是将“臣民权利”、“依法行事”这些概念，以某种形式写入一个具有崇高地位的文件，就是播下了一颗种子。这颗种子可能深埋土中，历经寒冬，但只要有合适的时机，或许就能萌芽。
“告诉他们……”在一次短暂的清醒中，李瑾用尽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