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海贸，利润丰厚，番商获利极巨，适当提高税率，取之有道。内河商税，旧制多年未变，物价腾踊，商贾所得非少，税率确有调整空间。”
她稍微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缓气，然后继续道：“本宫与户部、工部粗略议过，以为海商之税，可按货物种类、价值，分等定率，实行阶梯税制。
贵重如香料、珠宝、犀象、珍木，税率可提至十五税一；寻常如布匹、药材、瓷器，可提至二十税一；大宗如粮食、木材、石料，可维持三十税一或略增。
内河商税，则可对往来大宗货物，如盐、铁、茶、绢、粮，于主要津关，加征一道‘过税’，税率从量，每船、每车计。所增之税入，可专项用于边备、水利、官学。此所谓取之于商，用之于国，最终仍将惠泽于民。”
她的方案相当具体，显然不是临时起意，而是经过了一番斟酌。殿内一时安静，只有记录官员毛笔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李弘放在膝上的手，手指微微收拢。他没想到母后一开口，就抛出如此详细的方案。这让他事先准备好的、比较泛泛的反对理由，显得有些无力。
他清了清嗓子，开口道：“母后所虑财政艰难，确属实情。柳相方才所言，朕亦知悉。然则……”
他目光扫过下方诸臣，最后落在狄仁杰身上一瞬，又移开：“然则，税赋之事，牵一发而动全身。海贸虽利厚，然风险亦巨，风波险恶，舟船损毁，人货两失者，时有发生。
若骤增其税，恐伤商贾往来之积极性，长远看，或反损税基。内河商税，涉及更广，牵动州县，若加征过税，恐层层盘剥，最终转嫁于小民，物价愈贵，于民生有损。此非‘与民争利’而何？
昔汉昭帝时盐铁之议，贤良文学有言：‘与民争利，国必衰。’朕以为，开源之道，首在整顿吏治，杜绝贪墨，削减冗费，提高现有税赋征缴之效。加税之事，牵涉甚广，宜缓图之，当慎之又慎。”
他引经据典，从实际风险谈到历史教训，思路清晰，反驳亦有理有据。珠帘后，武媚娘静静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是握着薄毯边缘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些。
“陛下。”刘仁轨出言，他声音苍老，但很沉稳，“吏治自当整顿，冗费亦需削减，然此非旦夕之功。边军之饷，能缓发否？黄河之堤，能缓修否？吐蕃使团在侧，赏赐能减否？皆是不能。
提高商税，见效最速。老臣以为，太后所提阶梯税率，区分货品，已显宽恤商贾之心。至于内河过税，或可先于运河几处关键闸口试行，观其效再定。”
“刘相此言差矣。商税之事，确需慎重。”
工部尚书赵明哲忍不住开口，他管着工部，深知工程款项拖延的苦处，内心是倾向于加税的，但他出身匠作世家，对工商业亦有感情，“贸然加征，商贾必想方设法规避，或囤货观望，或绕道他处，甚至与官吏勾结，瞒报货值。
届时，税收未必能增多少，反而扰乱行市，败坏风气。臣以为，陛下所言‘提高现有税收之效’，切中要害。当务之急，是严查偷逃，整饬市舶司及各地税关，使该收之税，尽入国库。”
兵部尚书赵敏冷冷开口：“赵尚书，边军将士，枕戈待旦，难道要等朝廷‘整顿吏治、提高效率’之后，再发饷银、抚恤伤残？吐蕃人，可不会等我们慢慢‘整顿’。”她的话像刀子一样直白。
程务挺咳嗽一声，粗声粗气道：“兵部缺钱，这是实情。可加税若引得商旅萧条，货物不畅，于军需转运亦不利。末将是个粗人，不懂这些弯弯绕。但觉得，该加的钱要加，可怎么加，加多少，得好好掂量，别杀鸡取卵。”
韩王李元嘉一直没说话，此刻慢悠悠地捻着念珠，开口道：“老臣说句公道话。朝廷用度不足，是实。商贾获利丰厚，也是实。然，税者，国家之根本，亦是民心之所系。加税易，得人心难。
陛下年轻仁厚，太后深思远虑，都是为国为民。老臣愚见，或可折中？比如，先择一二处，试点太后所言新税则，观其成效，再定行止？”
争论开始变得激烈。支持加税的一方，以柳如云、赵敏为核心，强调财政的紧迫性和海贸利润的丰厚；反对或谨慎的一方，以李弘为代表，赵明哲、程务挺各有侧重，担忧负面影响。
狄仁杰则偶尔发言，将偏离的讨论拉回具体问题，比如询问具体税率的测算依据，加税后可能流失的贸易量估算，内河过税的操作成本等等。
李贞一直半闭着眼睛，像是真的在打盹，只有手指在扶手上偶尔轻轻敲击一下。
李弘听着下面的争论，看着珠帘后母亲模糊但沉静的身影，心中那股复杂的情绪又翻涌上来。母后的准备太充分了，数据、方案，甚至可能带来的利弊，她都考虑过。
相比之下，自己虽然也做了准备，但更多是基于“不宜加税”的原则性反对，在具体应对上，显得不够扎实。
尤其是当柳如云又拿出一份数据，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