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太慢。”刘宏打断他，“丝路贸易等不了三年。胡商今年已怨声载道，明年若不见改善，后年他们就会转向别处——天竺的细布、波斯的织锦，都不是摆设。”
殿内再次陷入沉默。
这时，一直侍立在殿角的中常侍程旷——他是张让倒台后少数得以留用的宦官之一，因精于算术而被刘宏留下打理内帑——小心翼翼开口:“陛下，老奴或有一愚见。”
刘宏看向他:“讲。”
“老奴以为，陈大匠之策甚好，但可稍作变通。”程旷躬身道，“三年之期，可分步走:第一年，先抓两头。一头是洛阳、长安、成都、吴郡四大织造中心，此四处产量占全国七成，先在此推行标准，稳定大局；另一头是严打劣品，凡无标准牌而冒充官绸者，以欺诈论罪，重罚以儆效尤。”
“第二年，标准推行至各州郡治所织坊；第三年，再覆盖其余县邑。如此，既解燃眉之急，又不至操之过急。”
荀彧眼睛一亮:“程常侍此议甚善！且可加一条:凡持标准牌织坊所出丝绸，在敦煌互市可享关税减半之优待。如此，商贾自然趋之若鹜，倒逼各地织坊争相申请标准牌。”
刘宏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意:“好。就依此议。着尚书台即刻拟诏:第一，任命陈墨全权负责制定并推行丝绸国标，赐‘督织使’衔，可节制各郡织造事宜；第二，命糜竺主管标准牌发放及关税优惠事宜；第三，令御史台协查各地劣质丝绸案，凡有以次充好、欺瞒胡商者，严惩不贷！”
他顿了顿，又补充一句:“告诉陈墨，朕给他一年时间。明年此时，朕要看到第一批贴着标准牌的汉绸运抵敦煌——要听到胡商交口称赞，而不是抱怨连连。”
诏令传到将作监时，已是深夜。
陈墨跪接诏书后，没有回府，而是直接回到了那座最大的织造工坊。工坊内灯火通明，二十余名从各郡紧急抽调来的顶尖工师齐聚于此，人人面前摊开着织机图纸、丝绸样本、算筹工具。
“诸位，”陈墨站在工坊中央，手中握着那份诏书副本，“陛下的意思很明确:一年。我们只有一年时间，制定出可行的标准，培训出第一批掌握标准的工匠，生产出第一批符合标准的官绸。”
来自蜀郡的老工师杨焕，须发皆白，在蜀锦行当干了五十年，闻言皱眉道:“陈大匠，不是老朽泼冷水。这经纬密度，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蜀锦用的是多综多蹑机，江东用的是束综提花机，齐鲁用的是普通脚踏机——机器不同，如何统一标准？”
“正是机器不同，才更需要统一标准。”陈墨走到一台江东织机前，抚摸着那些复杂的综片，“杨工师请看，无论是哪种织机，最终控制的无非是经线的开口顺序、纬线的打入力度。我们不定机器，定结果——无论你用何种机器，织出的绸，每寸经线不得少于八十根，纬线不得少于六十根，幅宽二尺二寸，误差不过三分。”
他转身面向所有人:“所以我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改造现有织机。要在各种织机上加装‘定纬器’、‘计经尺’，让工匠能直观看到自己织的密度是否符合标准。”
年轻些的工师们眼中露出兴奋的光，老成些的则依然忧虑。
来自吴郡的工师陆明问道:“陈大匠，这标准牌又如何制作？如何防伪？”
陈墨从怀中取出一块木样——那是他这几日亲手雕刻的标准牌原型，正面刻着经纬数字，背面则是复杂的蔓草纹，中央有一个凹陷的方形区域。
“标准牌将以青铜铸造。”陈墨解释道，“正面刻标准，背面刻编号及‘将作监核’字样。关键在这里——”他指着那个方形凹陷，“此处将镶嵌一片特制的琉璃片，琉璃片下是以微雕技艺刻制的该织坊独有的暗记。琉璃易碎，一旦拆下即毁，无法转移复用。”
工坊内响起一片赞叹声。连最挑剔的杨焕也微微点头:“这法子倒是巧妙。”
“但最难的，”陈墨放下木样，神色凝重，“不是制定标准，也不是铸造标准牌，而是让天下织工心甘情愿按这标准织造。诸位可知，为何近年来丝绸品质下降？”
众人沉默。
陈墨自问自答:“因为度田令后，各地豪强织坊收归官营，原先的‘包身工’制改为‘佣工制’，工匠按日领酬，多织多得。于是工匠只求速度，不顾质量——一天织一匹下等绸，工钱一百钱；两天织一匹上等绸，工钱一百五十钱。若是你，你怎么选？”
工师们面面相觑，这正是各地织坊普遍存在的难题。
“所以，标准必须与酬劳挂钩。”陈墨斩钉截铁，“我已奏请陛下，拟推行‘质酬制’:织出上等绸，每匹工钱三百钱；中等二百五十钱；下等二百钱——但下等绸不得超过该织坊产量的三成，超过部分不计酬。同时，连续三月全产上等绸的织坊，全体工匠赏赐翻倍；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