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复杂。”宋明宇把这三个字在嘴里嚼了一遍，然后吐了出来，“怎么个复杂法？”
他往前走了一步，站到了办公桌前，两只手撑在桌沿上，身体前倾，逼视着宋黎民的眼睛。
“刘红梅是你的合法妻子，对吧？”
“你是刘红梅唯一的丈夫，对吧？”
“我国是一夫一妻制，对吧？”
一个问题比一个问题快，一个问题比一个问题重，像三记闷拳，一拳一拳地砸在宋黎民的胸口上。
“我记得——以前你跟我妈聊天的时候议论我陆叔，你说在他在外面搞不正当男女关系，是绝对不对的，会遭报应的。我没听错吧？这句话是你说的吧？”
宋黎民闭上了眼睛。
“明宇……”
“你说啊！你是不是说过？！是不是你说的！”
宋黎民睁开眼睛，脸上的潮红不知道什么时候褪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灰白的、像是被抽干了血的颜色。他的嘴唇动了几下，最终挤出一句干瘪的话。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些……说来话长……”
“说来话长？”宋明宇直起身，往后退了一步，脸上的表情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哭，“呵，说来话长。也是，算起来都十多年了吧？让你三言两语讲清十来年的风花雪月，当然说来话长了。”
十二年了吧。
十二年来的每一笔汇款、每一次安排、每一顿饭、每一个“你夏姨说”、每一个“已经说好了”、每一个在机场、在公司、在北京看房时的笑脸——全都涌了上来，堵在宋明宇的喉咙里，让他想吐。
宋黎民张了张嘴。
该怎么说呢——
说从开源工程开始，他一个人对着一帮奸商，个个都想偷工减料，只有那个女人用当时还算纯真的眼睛，信誓旦旦地跟他保证一定把河堤的事办好。
该怎么说呢——说儿子没考上大学又不愿意复读、非要去出国留学的时候，那笔钱让他从哪出？他不愿意让你失望，不愿意让家庭失望，可他一个公务员，一年挣的那点工资，连学费的零头都不够。是那个女人帮他兜了底，里里外外打点，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该怎么说呢——说一年将近三四十万的开销，学费、生活费、机票、保险，这些钱凭他宋黎民一个人，根本付不起。必须靠外头的账目，靠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支付项目。那个女人是最大的主力。
该怎么说呢——说以为儿子毕业以后在墨尔本扎住了跟脚，结果却一声不吭回了国，说找不到工作，就这么在家里待着。是那个女人主动说“让明宇来我公司吧”，给了一个“总经理”的头衔，高薪养着，什么都不用干，车随便开，就这么养着、供着、供着他的儿子。
该怎么说呢——说这么多年了，两个人的利益早已捆绑在一起，缠绕在一起，拆都拆不开。
该怎么说呢——说北京是什么情况？在京城办事是什么氛围？那些饭局、那些应酬、那些非富即贵才能进得去的地方，那些需要有人替你递话、替你搭桥、替你在酒桌上挡酒的场合——这些，他的妻子刘红梅给不了他，而他一个人，应付不来？。。
每一句话都堵在嗓子眼里，每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怎么说都不对，怎么说都是在给自己找借口，怎么说都是在往儿子心口上再捅一刀。怎么说，都只会让那个年轻人看他的眼神从愤怒变成——比愤怒更可怕的东西，是瞧不起。
宋黎民闭紧了嘴。
他沉默了。坐在办公桌后面那把旧转椅上，目光从儿子脸上移开，看向窗外。窗外是北京的夜，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见。他的眼神空了，不是在看什么，是把自己缩进去了，缩到某个谁都够不着的地方去了。没有了魂，也没有了解释的意愿。
屋子里依然只有石英钟的嘀嗒声。
一秒。
五秒。
十秒。
二十秒。
一分钟。
宋明宇站在那儿，等着。他不知道自己等的是什么，也许是一个解释，也许是一句道歉，也许是一声“对不起，爸错了”——哪怕是这三个字，他都可以尝试着去原谅。他甚至可以试着去理解，试着去接受“事情很复杂”这个狗屁不通的说法，试着把胸口那团火烧火燎的东西压下去，试着做一个懂事的、体谅父亲的、不让家里人为难的好儿子。
他等了。
石英钟的秒针跳了一圈，又一圈，又一圈。
什么都没有。
宋黎民像一尊雕塑，凝固在椅子里，连呼吸的起伏都看不到了。
宋明宇等到的只有沉默。那沉默像一堵墙，厚得推不倒，高得翻不过去，冷得像冰窖里的石头。那沉默在告诉他：你说的都对，但我没什么好说的。那沉默在告诉他：就是这样，你能怎样？那沉默在告诉他：你妈是这样，你也是这样，你们都不懂，你们永远不会懂。
饥饿、疲惫、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