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笛子挂在他床头有些日子了，是前儿个收拾旧物翻出来的，笛身上有道斜斜的裂，是那年从货郎车上摔下来时磕的。笛孔里塞着的桃花干得发脆，是晚晴去年春天替我收的，说“留着压笛，吹出来的调儿都带着点甜”。我用指尖轻轻摩挲着那道裂，指腹能摸到木头纤维的糙感，忽然就想起了货郎，想起了银匠——那两个被人算在我“克夫”账上的男人。心口像是被风扫过的湖面，荡开一圈圈凉丝丝的涟漪。
货郎是我头一个男人。说起来，我连他的大名都记不全了，只记得街坊都叫他“二货”，他自己也乐呵呵应着，仿佛那不是绰号，倒是个响当当的名号。他总背着个鼓鼓囊囊的货篓，篓子口上缠着块靛蓝的土布，边角磨得发亮，布纹里嵌着经年累月的汗渍，黑一道黄一道的，倒像幅说不清道不明的画。
我嫁过去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憋着场雨。没有唢呐班子，没有红绸花轿，就一辆褪了漆的驴车，车板上铺着层新割的稻草，黄澄澄的，却扎得我腿肚子发痒。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褂子，领口磨破了边，露出里面黧黑的脖颈。赶车时，他手里的鞭子甩得“啪”响，惊飞了路边槐树上的麻雀，一群灰扑扑的影子扑棱棱掠过头顶，倒像是替我们撒了回喜。
他娘跟在车后，手里拄着根枣木拐杖，一步一跺地骂，话像淬了冰：“填房的贱货！八字轻，还想占我家二货的便宜！”唾沫星子随着拐杖的起落溅在地上，像砸下来的冰碴子。二货没回头，只是闷头赶着驴，脊梁骨挺得笔直，手里的鞭子甩得更响了，仿佛要用那声音把他娘的骂声盖过去。驴车轱辘碾过路上的石子，咯噔咯噔地晃，我坐在稻草上，怀里揣着个红布包，里面是我娘给的半块银镯子，冰凉的金属贴着心口，倒比他娘的骂声更让人发慌。
到了他家，土坯墙围起个小院子，院里堆着半垛柴火，墙角的鸡窝歪歪斜斜的，几只芦花鸡探头探脑地看我，倒像是比人热情些。新房是间西厢房，窗户糊着纸，被风刮得哗哗响，炕上铺着层薄褥子，褥子上打了好几个补丁，针脚歪歪扭扭的，一看就是男人的手艺。
头一夜，他喝了点自家酿的米酒，身上带着股子酒糟味，混着路上沾的尘土气，倒不算难闻。他没碰我，只是坐在炕沿上搓手，那双手粗糙得像老树皮，指关节又粗又大，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搓了半天，他忽然从货篓里摸出个铜铃铛，塞到我手里：“给你玩。”铃铛是旧的，锈迹斑斑地爬满了表面，摇起来“哗啦哗啦”响，像面破锣，震得人耳朵发麻。
我攥着铃铛坐了半夜，炕席上的篾子硬邦邦的，硌得我骨头疼。窗外他娘的骂声断断续续飘进来，一会儿说我“定是个不下蛋的”，一会儿又咒我“克夫相”。我把铃铛攥得紧紧的，冰凉的铜面贴着掌心，倒像是有了点依靠。天快亮时，我迷迷糊糊睡着，梦见二货的货篓里装满了胭脂，红的、粉的、橘的，像院里开败的桃花瓣。
他总在外面跑，天不亮就揣个窝头出门，月上中天才回来，浑身裹着层白霜，像是从雪地里滚过一遭。我给他焐脚时，总能摸到他脚底的冻疮，红肿胀大，像发了霉的馒头，碰一下他就“嘶”地抽气，却还嘴硬：“不疼，跑热了就消了。”我把他的脚按进温水里，他舒服得直哼哼，眼睛却直勾勾盯着屋顶的房梁，像是在数椽子。
有回他从镇里带回来块花布，蓝底上印着小桃花，粉嫩嫩的，像春天落在布上的影子。他献宝似的递过来，耳朵尖红扑扑的：“给你做件新袄，看镇上姑娘都穿这个。”我摸了摸布料，软乎乎的，心里也跟着软了。连夜缝了件夹袄，针脚歪歪扭扭的，线还时常打结，缝到后半夜，手指头被针扎了好几个小眼，血珠冒出来，滴在布上，倒像朵没开好的桃花。
他第二天就穿在了身上，货篓一晃，布上的桃花像在枝头跳，引得路边的小孩直瞅。有人打趣他：“二货，穿这么俊，给谁家看啊？”他挠挠头，嘿嘿笑：“给我媳妇看呗，她缝的，针脚……针脚多实在。”我站在门口看着，阳光照在他背上，把那件夹袄染成了暖融融的金色，忽然觉得，这日子好像也没那么难。
出事那天，是个雪后初晴的日子，太阳挂在天上，却没什么温度。前一晚下了场大雪，山路定是滑得厉害，他娘非逼着他去，手里的拐杖往地上一顿：“耽误了日子要赔银子！你媳妇吃我的喝我的，不跑趟买卖喝西北风去？”二货起初不肯，梗着脖子跟他娘吵：“路太险，等化化雪再说。”他娘就坐在地上撒泼，拍着大腿哭天抢地，说养了个“娶了媳妇忘了娘的白眼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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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往他怀里塞了个热窝头，又把那件桃花袄给他披上，他咧嘴笑，露出颗豁牙——去年啃冻梨时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