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他“刻薄”，有人说他“不知民间疾苦”。
崔善为不反驳，只说了一句：
“国库就这么多粮，多拨给虚报的，实报的就拿不到。”
“你们骂我刻薄，我认。但饿死的人里，没有一个是我的责任。”
第二块，调配物资，保障运输。
这，是沈司簿的职责和强项。
她调集了所有能调集的船只、车辆、畜力，组建了“国家救灾运输队”。
运河不通，就走陆路；陆路太远，就分段运输。
洛阳周边的粮，优先运往河南、河北；江淮的粮，通过长江、淮河，运往山东、关中。
她还创造性地发明了“粮票制度”：地方官府凭政事堂发放的“粮票”，到指定的粮仓领粮。
粮票上有编号、有数量、有有效期，防止冒领和重复领取。
看看，华夏从来不缺乏创造性，只是没被逼那某个程度——深度和高度。
这个制度，后来被杨子灿的人学去，在围绕主支流的流民营、赈灾农场……也用了。
第三块，稳定物价，打击投机。
这是陈婉仪亲自抓的。
她发现洛阳粮价涨到三百文一斗后，立刻下令。
所有粮商必须按官府核定的价格出售粮食，违者没收家产，流放三千里。
粮商们叫苦连天，说“这是让我们亏本”。
陈婉仪冷笑：
“亏本？你们之前囤积居奇，赚了多少黑心钱，自己清楚。现在让你们吐出来一点，就当是积德了。”
她派人在各个大周朝廷实力控制的城门设卡，检查所有进出粮食。
凡是无故涨价的，或无来去进出记录的，一律扣留。
凡是偷偷运粮出城、或囤积居奇的、哄抬物价的，一律粗暴充公。
三个月下来，以洛阳为首的几个主要大城粮价，从三百文降到一百五十文。
虽然还是比正常年景贵，但至少百姓买得起了。
除了这三块，政事堂还做了很多事。
组织防疫，命各地设置“避疫所”，隔离病人。
从太医院抽调太医，分赴各疫区指导。发放《防疫手册》，教百姓如何消毒、如何处理尸体。
安置流民，在洛阳城外设“流民营”，收容从河北、河南逃难来的灾民。
每天施粥两次，每人两合。虽然只能吊命，但至少饿不死。
减免赋税，河北道全免，河南道减半，山东道减三成，关中道减两成。
虽然国库因此少了收入，但百姓能活下去，才是根本。
照搬杨子灿旧制，以工代赈。
命各地组织灾民修水利、修道路、修城墙。
每天给粮三合，比白吃粥多一合。
这样既解决了劳动力短缺，又让灾民有尊严地活下去。
……
大周朝廷政事堂的这些人，能力并不比杨子灿的团队差。
陈婉仪精明强干，沈司簿心细如发，崔善为算无遗策，萧钧善于协调。
裴矩和苏威，老谋深算，虽然被架空，但被逼急了也得偶尔也出出主意。
这些人，他们如果生在太平年代，未必不能成为一代名相。
但坦率说，他们生错了时代，而且所有政策浮于表面、落地粗疏僵硬，所以创意和计划很棒但效果……
更何况，他们面对的，不是普通的灾荒，而是小冰河期的第一波冲击。
他们服务的，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皇帝，而是一个为了权力不惜毒杀孙子的女人。
他们拥有的，更不是一个充裕的国库，而是一个被大周皇帝萧瑾随意挥霍的烂摊子。
所以，他们很努力，但效果有限。
这不是他们的错，是时代的错。
也是派系和立场的错误，也是思想和体系的错误。
二
政事堂再努力，也只是一张嘴、两只手。真正的救灾，要靠地方。
而大周的地方官员，成分复杂。
有死忠大周皇帝萧瑾的，比如新任的齐州刺史（李百药被杀后新上任的）、汴州刺史等。
他们严格执行朝廷命令，开仓放粮，组织防疫，安抚百姓。
有中间观望甚至是与杨子灿眉来眼去的，比如贺娄蛟、屈突通、宋老生等。
他们虽然“听调不听宣”，但在救灾这件事上，并不含糊。
贺娄蛟在潼关外设了八个流民营，建了三个大型赈灾农场，收容了五万多灾民。
他自掏腰包买粮，派人去三岔口找杨子灿求援，同时也不拒绝朝廷送来的物资。
他的原则是：不管谁给的，能救人的都要。
屈突通在西安（长安）组织“以工代赈”，让灾民修城墙、修渭河大堤。
他说：
“闲着就会闹事，干活就没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