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家少年侄子夏完淳虽年纪尚轻，却一身热血、心怀家国，也深得顾绛喜爱，常手把手教他经世学问与武艺。
吴三桂自宝山登陆后，立刻对麾下兵马做了部署。
他从吴家心腹里挑出十人，又以张家私兵百人为骨干，领一万新军，再搭配五千南洋蛮兵，分成十队，呈扇形散开，扑向周边各州县，专事掳掠人口、搜刮财物。
而他自己则亲率本部主力，领着着十万南洋蛮兵直奔嘉兴，目标直指杭州府——
他要亲自会一会那支在杭州城外伏击南洋联军、让欧洲人都摸不着头脑的郑家军队，一探虚实，也立一立自己“平明大将军”的威风。
那十支分遣队伍的路线早已规划分明：
先收降沿途各府营兵，再由镇江府西进，连夺句容、溧水、当涂三县，随即渡江抢占江浦，伺机拿下浦子口要塞，对南京形成半面合围之势。
只等吴三桂本部扫平浙江，便沿运河北上，先破扬州、除掉史可法，再回师合围南京，一举覆灭弘光小朝廷。
此前南洋北路军吃了败仗，却在欧洲联军面前粉饰战绩，绝口不提江阴一役的狼狈，只倒打一耙，说弘光朝廷背信弃义，以十万大军偷袭，才致他们失利；
还吹嘘虽败犹荣，已造成明军数万人伤亡，把一场惨败吹成了悲壮的“英勇作战”。
史可法在江南声望极高，虽从未亲临战阵、指挥过一场硬仗，却因主持募兵、整顿京营，在士民心中被捧为“军神”。
他亲手编练的扬州营兵，军容整肃、号令严明，在江南诸军中算是数一数二的精锐。
六大海商对此却心存忌惮——
大明的政治余威仍在，更有一段世代相传的阴影：
当年戚继光整顿海防、清剿海寇，九大豪商中有三家被连根拔起、彻底败落，这段往事刻在骨子里，让他们对大明官军始终不敢小觑。
吴三桂听了却嗤之以鼻，满脸不屑。
辽东为何丢得干干净净？
还不是因为兵部尽是些纸上谈兵的文官，瞎指挥、乱调度，才让明军一败再败，直至不可收拾。
莫说南直隶的兵部，就算是当年北直隶的兵部尚书，他也从未放在眼里。
就说那张缙彦，高居兵部尚书之位，却从未打过一场胜仗。
与闯军对阵，先是丢了河南、陕西，接着连山西也拱手送人；
紫荆关被闯军两次攻破，保定府若不是御马监太监率京营驰援，早就落入贼手。
这样的兵部、这样的文官领军，在吴三桂看来，不过是一群误国误民的酒囊饭袋，根本不堪一击。
在吴三桂眼里，大明朝的文官除了贪腐敛财、耍嘴皮子党同伐异，根本一无是处。
再加上崇祯那样的昏君瞎指挥，大明从上到下早已烂透，他压根不信南直隶的兵部能有什么作为。
既然六大海商忌惮史可法，那等他扫平浙江，便亲自去扬州会会这位沽名钓誉的“军神”，让海商们睁大眼睛看清楚——
到底是只会空谈的文人会打仗，还是他这样出身行伍、尸山血海里滚出来的武人更能打。
想到这里，吴三桂胸中竟涌起几分按捺不住的兴奋。
吴家两代总兵的威名，从不是靠嘴皮子吹出来的虚话。
父亲吴襄能在大凌河惨败中从容脱身，他自己能从松山重围里率部杀出，绝非文官口中贪生怕死的“逃离”，那是临机决断与沙场勇武的实打实体现。
不然为何总督洪承畴都被清军俘虏，唯独他吴三桂能守住宁远、全身而退？
他一直把从松山、锦州突围、退保山海关当成自己的一大功绩。
宁远本已陷落，只因皇太极受伤，明军才勉强收复，朝廷把他放在那里任总兵，他也算守住了，这功绩自然算在他头上。
后来高第庸碌无能，反倒让他趁机掌控了山海关，把高第挤去了宁远。
等到崇祯下旨令他入京勤王，他干脆以找不到高第、无人交接防务为由，按兵不动、坐观成败，这才给了满清入关的机会。
这也恰恰暴露了他的尴尬处境：
山海关本由总督高第直管，他只是暂代，并未得到朝廷正式任命。
真要去勤王，身份名不正言不顺，索性不去，只以宁远总兵的身份不断索要辽饷。
之前朱有建下旨罢免他的山海关总兵，他之所以反应激烈，根源也在这里——
他本就不是朝廷认可的山海关总兵，却被公然罢免，摆明了是皇帝对他极度不满。
摆在他面前的路只有两条：
要么低头认错、接受罢免，或许还能保住宁远总兵的位子；
要么趁京城防务空虚，率山海关兵马入京“清君侧”，搏一个翻身的机会。
吴三桂当年想趁乱“清君侧”，结果玩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