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州是弘光朝廷的北大门，一旦攻破，南京便无险可守，弘光帝只能束手就擒。
可艾儒略却另有顾虑：
此前杭州府南路蛮兵全军覆没，丹瑞火枪兵也离奇失踪，至今没有确切消息，初步推断是福建总兵郑芝龙的兵马所为。
西洋人对郑芝龙的陆军战力一无所知，不敢贸然轻敌，便执意让吴三桂先入浙江，若真遇上郑军，正好借此试试这位“平明大将军”的领军成色，也能探探郑芝龙的虚实。
吴三桂本就想在西洋人面前展露本事，坐稳联军主帅的位置，当即应下艾儒略的计划，率军从宝山登陆。
他打的算盘极精：
江南各州县的营兵虽战力孱弱，却胜在人数众多，只要略施手段，或以粮饷利诱，或以武力震慑，便能将这些散兵游勇尽数收归麾下，让自己的部队快速膨胀。
在他看来，麾下军队从来都是多多益善，有张家亲卫营的千余老兵做骨干，每个老兵都能统领千人，就算日后拥兵百万，也能掌控自如；
再象征性地提拔几个听话的武将做门面，底下的兵卒自然不敢有二心，这支大军便会牢牢攥在他手里，成为他问鼎天下的利刃。
松江府早得了六家豪商的暗中招呼，府县官员与营兵头目早已备好降表、整束甲仗，只等吴三桂大军一到便开门纳降。
当吴三桂的旗号出现在城外，松江守军当即大开城门，兵不血刃便望风而降。
松江府虽只凑出万余营兵，苏州府兵力也相去无几，这点人马在吴三桂眼中不过是添砖加瓦，却也正好顺理成章地纳入麾下，让他的“平明军”声势又壮了几分。
按施家递来的密令名单，除了与海商集团交好的家族外，其余士绅、乡民皆在掳掠之列，其中更有不少是耶稣会渗透数十年都难以触及的书香门第与老牌世族。
这些家族世代固守儒家正统，向来鄙夷洋教的异端邪说与海商的海盗行径，从不与番邦、海寇往来，自然成了联军清剿的首要目标。
东林复社内部更是乱作一团：
有人暗中与耶稣会勾连，借洋人教义博取声名；
有人依附六家海商，靠海上贸易牟取暴利；
也有人铁心效忠弘光朝廷，誓与叛军死战到底。
三方势力互相攻讦、彼此拆台，昔日声震江南的复社早已分崩离析，徒剩一个空壳，再无半分凝聚力。
归家与顾家赫然被划入“可劫掠”的死忠名单。
归庄父兄皆在南京朝中为官，家族根基尚在南京，一时还能保全；
顾家却大半族人聚居苏州、松江两府，虽是世代书香门第、风骨凛然，素来不屑与海商海盗同流合污，却因立场尴尬陷入绝境——
他们既不依附马士英一党，又与东林党貌合神离，在弘光朝中只能独善其身，如今却成了联军刀俎上的鱼肉，避无可避。
顾家与常熟钱家更是素来不和，仇怨早已根深蒂固。
当年钱谦益创办虞山诗社，借诗文唱和沽名钓誉、笼络江南文人，顾家便当众直言指责：
“读书人当以家国为重，终日无病呻吟、吟风弄月，不过是沽名钓誉之徒！”
这话字字戳中钱谦益痛处，而钱谦益也正是凭借虞山诗社积攒的声望，才在南直隶朝堂上位至礼部侍郎，两家的梁子就此结下，多年来明争暗斗，至今未解。
顾绛，便是日后名震天下的顾炎武。
原历史里，他为抗清更名“炎武”，一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振聋发聩，成了千古绝唱。
顾家世代秉持“家国天下”的信念，在明末江南却始终不被朝廷认可——
族中子弟中举者不在少数，可进士之路却被死死堵死。
他们家风刚硬，从不肯曲意逢迎、阿附权贵，说话又太直太敢言，朝中官员无人愿意招揽顾家子弟入幕，纵有满腹经纶、济世之才，也难入仕途，只能困守乡里。
归家家风同样硬朗，却与顾家截然不同。
归庄的祖父因东林书院步入朝堂，家族早已与朝堂、东林党深度绑定，刘宗周一邀，父兄便只能动身前往南京任职，半分推脱不得。
唯独归庄，自与顾绛相交莫逆，日日相伴、畅谈理想，耳濡目染之下，渐渐认同顾家“家国为先”的理念，与复社里那些趋炎附势、党同伐异的成员越走越远，成了士林圈子里的异类。
彼时江南文风极盛，读书人扎堆聚居，政见稍有不合便以书报笔伐攻讦，更有甚者设园开社、当众激辩，大大小小的文学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除了声势最盛的复社、钱谦益牵头的虞山诗社，还有以“格物致知”为宗旨的求社，以“先国后家”为信念的先社，主张“求同存异、兼容并包”的几社，以及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