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是品种，”斯大林的手指从莫斯科划到勒拿河，那是苏联与联合帝国的漫长边界，“我去年看过一份绝密报告，是军情总局从联合帝国东西伯利亚总督辖区（首府伊尔库茨克）搞到的。他们在北海（贝加尔湖）沿岸建立了十二个农业试验站，培育出了能在零下三十度生长的春小麦，亩产是普通品种的三倍。用的什么技术？组织培养、杂交育种、土壤改良——这些技术，他们是从哪里学来的？”
会议室里的人都竖起耳朵。斯大林转身，目光锐利：“1905年，联合帝国农业代表团访问丹麦，带回了全套的乳畜业技术；1912年，他们从美国引进玉米杂交种；1920年，从荷兰引进温室种植技术。但最重要的转折点是1923年——李光首相亲自批准，从日本自治领（首府东京）引进了一套完整的‘精耕细作’体系，包括水稻旱作、轮作间作、绿肥施用。日本自治领总理币原喜重郎（日裔）当时提出抗议，说这是‘掠夺技术’，但联合帝国议会强行通过了技术转让法案。”
他走回桌边，拿起那份薄薄的绿色清单：“所以，我们走错了方向。我们不缺大拖拉机，缺的是适合苏联国情的小型农机；我们不缺通用化肥，缺的是针对不同土壤的专用肥料；我们不缺农药，缺的是病虫害综合防治体系。而这些技术，不在联合帝国的北方党或南方党手里，在——”
“日本自治领和朝鲜自治领！”雅科夫列夫脱口而出。
“对，”斯大林点头，“日本自治领的‘关东型’小型拖拉机，自重只有两吨，烧煤油，适合小地块耕作；朝鲜自治领的水稻旱作技术，可以在伏尔加河下游推广；他们的有机肥堆制技术，能让我们用牲畜粪便和秸秆生产廉价肥料。最重要的是——日本和朝鲜是联合帝国的海外自治领，不是主权国家，没有独立的外交权。我们和他们谈判，不需要担心触及联合帝国四大党派的敏感神经。”
会议室气氛顿时活跃起来。古比雪夫快速计算着：“日本自治领的农机价格只有联合帝国本土产品的三分之一，朝鲜的农业技术转让费可以实物支付……但这需要联合帝国中央政府批准吧？”
“不需要，”米高扬插话，他显然已经做过研究，“根据《联合帝国海外领地自治法》第38条，海外自治领在经济和技术合作方面有自主权，只要不涉及军事和战略物资，不需要帝都批准。日本自治领总理币原喜重郎去年就私下向我们表达过合作意向——他们想摆脱对联合帝国本土市场的依赖，开拓苏联这个新市场。”
“但日本自治领的工业能力有限，”重工业人民委员奥尔忠尼启则提醒，“他们能提供的农机数量，恐怕满足不了我们两百万个集体农庄的需求。”
斯大林笑了，那是一种猎人发现新猎物的笑容：“所以我们不只要日本的技术，还要日本的工程师，日本的技术员，日本的农业专家。我们邀请他们来苏联，在乌克兰、北高加索、西伯利亚建立农业示范站，手把手教我们的农民。我们可以用西伯利亚的木材、远东的鱼获、中亚的棉花支付报酬——这些东西，日本自治领都需要，但通过联合帝国本土进口要被征收高额关税。”
他转向雅科夫列夫：“雅科夫·阿尔卡季耶维奇，我给你一个任务。你亲自带团访问日本自治领和朝鲜自治领，不谈政治，只谈农业合作。你要带回三样东西：第一，小型农机生产线，我们要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建立专门的生产车间；第二，全套的土壤改良和育种技术，我们要在莫斯科成立全苏农业科学研究院；第三，五百名农业技术员，我们要把他们分配到一百个重点集体农庄当技术顾问。”
“那联合帝国中央政府不会有意见吗？”雅科夫列夫担忧地问。
“张凌云首相巴不得我们这么做，”斯大林坐回椅子，双手交叉放在桌上，“日本自治领和朝鲜自治领越依赖对苏贸易，就越难脱离联合帝国体系——这是经济捆绑。而且，农业合作不涉及敏感技术，不会触动四大党派的利益。更重要的是……”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精光：“张凌云想用经济手段控制苏联，但他忘了，经济是双向的。当日本和朝鲜的农业技术帮助我们提高产量，当我们的粮食不仅能自给还能出口，当我们的集体农庄用上了适合的机械和化肥——那时，谁控制谁，就不一定了。”
会议持续到深夜。当雅科夫列夫拿着新鲜出炉的《对日朝农业合作计划草案》走出克里姆林宫时，莫斯科已经笼罩在秋夜的寒意中。他看着手中厚达五十页的计划书，第一部分就是“引进日本‘关东-3型’小型拖拉机生产线，年产能五千台”，嘴角终于露出了笑容。
“老农同志，”他对着夜空轻声说，“你要的小型拖拉机，很快就会有了。烧煤油的，一天只要十升。”
两周后，1930年10月5日，日本自治领，东京，首相官邸
日本自治领总理币原喜重郎（日裔）穿着传统的和服便装，跪坐在榻榻米上，面前摆着两份文件。一份是联合帝国外交大臣李伯才（北方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