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动作比我们预想的快，”他低声对坐在对面的李光说，“金刚集团、复兴重工、东方橡胶公司——北方党、南方党、南洋党的核心企业，他一个都没放过。”
李光靠在沙发上，手中把玩着一枚乾隆通宝——这是他从旧货市场淘来的小玩意，在这个“全盘西化”的联合帝国，这种前清铜钱已不多见。“斯大林是聪明人，”他缓缓说道，“他知道联合帝国的软肋在哪里。党派政治，资本逐利，这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也是我们的致命弱点。你打算怎么做？”
张凌云走到巨大的帝国版图前，手指从帝都出发，划过内东北行省（大连）、外东北行省（海参崴）、东西伯利亚总督辖区（伊尔库茨克），最后落在西域行省（伊犁）。“刘本忠（财政大臣，北方党人）昨天来找我，说金刚集团和苏联的公开合同已经签署，50万吨钢材，用30%黄金加70%易货贸易支付。他建议我批准，理由是‘能缓解北方党的财政压力，稳定帝国钢铁产业’。”
“你怎么说？”
“我说我需要时间考虑，”张凌云转过身，苦笑道，“但我能考虑多久？南方党的周伯宜已经在《昭武日报》上发了三篇社论，说‘北方党为了一己私利，资助潜在敌人’；南洋党的杨康给我发了加密电报，说如果我不批准东方橡胶公司和苏联的长期协议，他就在联邦议会否决金刚集团的出口许可证；海外党的阿尔伯特·亚历山大·沙逊更直接，派他的副手亚历山大·格伦维尔（海外党副党首，18世纪英国首相乔治·格伦维尔的后代）从悉尼飞过来，当面告诉我，信通集团已经为这笔交易准备了五百万华夏元的过桥贷款——年息8%。”
李光笑了，那笑容里有一种看透世事的沧桑：“所以，你又被架在火上烤了。但这次和1929年10月不同，那时是危机迫在眉睫，现在是温水煮青蛙。斯大林不着急，他可以慢慢来，一笔交易一笔交易地做，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地渗透，一个党派一个党派地分化——等到你们所有人都离不开苏联市场时，他就赢了。”
“那我该怎么办？”张凌云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疲惫，“禁止所有对苏贸易？帝国议会和联邦议会都不会通过。放任不管？十年后，苏联的工业体系就全绑在我们的产业链上了。”
“平衡，”李光站起身，走到张凌云身边，和他一起看着墙上的地图，“但不是内阁里的党派平衡，是更大的平衡。斯大林能用经济渗透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经济反渗透？”
张凌云眼睛一亮：“您的意思是……”
“苏联的弱点是什么？”李光的手指落在苏联的欧洲部分，“重工业强，轻工业弱。第一个五年计划要建拖拉机厂、钢铁厂、化工厂，但他们的工人要吃饭、要穿衣、要日用消费品。这些东西谁有？我们有。华鼎公司（纺织垄断，1817年建立）的棉布，金龙集团（食品垄断，1848年建立）的罐头，来福公司（餐饮垄断，1844年建立）的调味品，宜居集团（装修垄断，1808年建立）的建材——南方党的核心产业，正好补上苏联的短板。”
“但周伯宜不会同意，”张凌云皱眉，“南方党和北方党是世仇，他怎么可能帮刘本忠擦屁股？”
“那就给他更大的利益，”李光平静地说，“告诉周伯宜，内阁会推动一项‘对苏轻工业出口补贴法案’，南方党的企业出口苏联，享受15%的关税退税。但条件是，南方党必须在议会支持一项‘战略物资出口管制法案’，把金刚集团的钢材、复兴重工的机床、龙武集团的石油钻探设备，列入需要首相特批的管制清单。”
张凌云迅速思考着：“用轻工业出口换重工业管制……周伯宜能拿到实利，刘本忠的重工业集团也不会被完全卡死，只是多了道审批程序。但杨康的南洋党呢？东方橡胶公司的橡胶怎么办？”
“让杨康和斯大林直接谈，”李光说，“以私人身份。你告诉杨康，只要他能从苏联那里拿到不低于国际市价的长协价，内阁就批准东方橡胶公司在南洋联邦（雅加达）新建三个橡胶加工厂——用地、用工、税收全部优惠。但加工厂的产品，30%必须优先供应帝国本土的永恒集团（交通垄断，1848年建立）和宜居集团。”
“那海外党的阿尔伯特·亚历山大·沙逊呢？他想要的是金融利益。”
“给他，”李光毫不迟疑，“批准信通集团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开设分行，但每家分行必须与帝国中央银行（总部帝都）和联邦中央银行（总部新加坡）共享交易数据。他要赚钱，我们要情报——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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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凌云深吸一口气，这个计划太大胆，也太复杂。但同时，他也看到了其中的精妙：用南方党的轻工业绑定苏联的民生，用北方党的重工业管制防止技术流失，用南洋党的资源换产业发展，用海外党的金融网络做情报收集。这不是单纯的对抗，是更深层次的、相互渗透的“平衡”。
“但这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