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发现，虎卫监督人员熟稔禁军章程与实务，便主动向他们 “请教问题”：如 “南城卫士兵骑射达标率低，该如何调整训练”“北驿路冬季巡逻易结冰，该如何优化路线”，监督人员基于经验给出建议（如 “增加骑射训练频次，每日加练一个时辰”“将巡逻路线调整至背风处，减少结冰”），忽必烈采纳后，训练达标率与巡逻效率均有提升。他还将 “监督人员建议的整改措施” 写入治军报告，注明 “采纳虎卫建议后，成效显着”，既显 “善于纳谏”，也向中枢传递 “监督有助于实务提升” 的信号。
忽必烈与刘秉忠预判了两种可能的冲突：一是监督人员误判（如将合规训练判定为违规），二是报告核验不合格。针对第一种，预案是 “当场记录，事后沟通”—— 让将领在监督记录上注明 “异议”，再私下与监督长沟通，避免当场争执；针对第二种，预案是 “快速整改，主动说明”—— 若报告因数据不全不合格，立刻组织筹备组补正，同时向耶律楚材提交 “整改说明”，解释原因（如 “粮草账册未及时送达，导致数据不全”），争取理解。
至元四十九年忽必烈开始筹备首次季度治军报告，从数据核对到格式排版，再到附件整理，每一步都细致入微，却也难掩内心的焦虑 —— 这是他首次按中枢规范提交报告，既怕因疏漏被质疑能力，又怕因过于完美被视为 “刻意表现”，每一个细节的权衡都显露出他在权力博弈中的谨慎。
忽必烈将各卫所提交的 “训练数据” 汇总后，亲自逐一核对：南城卫骑射达标率从最初的 “八成五”，核对发现 “有十人未参与考核，需剔除，实际达标率为八成七”，便立刻让将领重新统计；北城卫粮草消耗记录中，“三月初五消耗米五十石”，对照户部核验单发现 “实际拨付四十五石，多记五石”，便让粮官查明原因（实为记账失误），更正后重新记录。他对筹备组道：“数据是报告的根，一丝差错都可能让中枢质疑整个报告的真实性，必须反复核对，确保分毫不差。” 仅数据核对便耗时三日，每日忙至深夜，烛火换了一批又一批。
忽必烈找来枢密院发布的 “报告格式样本”，对照着调整自家报告：封面绫缎的青色需与样本一致（特意让染坊重新染色）；内页麻纸需裁切整齐（让侍从用直尺比着裁剪）；朱笔标注的数据需颜色均匀（练习多次后才正式标注）；巡逻路线图需手绘清晰（让擅长绘图的幕僚反复修改，确保路线与实际一致）。他还特意让刘秉忠 “扮演核验组”，模拟核验：“封面印鉴是否清晰？数据标注是否规范？附件是否齐全？” 刘秉忠指出 “应急卷未留白供批注”，他立刻让幕僚重新装订，补出留白。
训练卷附虎卫的 “月度监督记录”（需按日期排序，每一页都需监督长签字）；粮草卷附户部的 “粮草核验单”（需加盖户部印）；巡逻卷附驿路官员的 “巡逻确认书”（需每段驿路的官员分别签字）；应急卷附将领的 “复盘意见”（需将领亲笔书写，不得代笔）。忽必烈发现 “东城卫的巡逻确认书缺少一段驿路官员的签字”，便立刻派侍从快马去驿路官员驻地补签，来回奔波两日，才补全附件。他对侍从道：“附件是报告的佐证，缺一份便可能通不过核验，即便多跑几趟，也要补全。”
筹备期间，忽必烈常因 “细节是否完美” 失眠：夜里辗转反侧，担心 “训练数据虽真实，却低于中枢预期”；清晨早早起身，去卫所查看最后一次训练，怕 “临了又出纰漏”。刘秉忠察觉后，劝道：“王爷已做到细致至极，中枢看的不仅是数据，更是态度 —— 只要真实、规范，即便有小瑕疵，也会认可。” 忽必烈深吸一口气，取出《元史?蒙哥本纪》，翻看蒙哥当年的治军疏，见其中也有 “达标率未达九成” 的记录，心中稍安，对自己道：“务实便好，无需苛求完美。”
忽必烈提交首次季度治军报告的当日，枢密院的核验过程既按规范流程推进，又暗藏 “细节博弈”—— 忽必烈试图通过 “详实记录” 展现实绩，核验组则通过 “严格核对” 把控风险，每一个数据的确认、每一份附件的查验，都体现着中枢与宗室之间 “信任与制衡” 的微妙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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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末最后一日正午，忽必烈亲自捧着报告，带着刘秉忠，准时抵达枢密院。报告用青色绫缎封面，装订整齐，附件用木盒盛放，排列有序。忽必烈将报告递与耶律楚材时，特意说明：“报告中训练卷的‘南城卫骑射达标率八成七’，附虎卫三次抽查记录；粮草卷的‘三月消耗米四百二十石’，附户部每笔拨付的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