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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忽必烈回应中的漏洞，萧虎展开进一步追问 —— 他不再停留于 “理论层面”，而是设置三个 “草原实务场景”，强迫忽必烈直面 “兵权收放” 的具体问题，既考察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向重臣们展示 “宗室掌兵需谨慎” 的必要性，深化殿议的权谋博弈。
萧虎问道：“若王爷领兵时，某归附部落叛乱，你率军平定后，部落残余请求归降，此时兵权当如何收放？是继续领兵镇守，还是将兵权交还中枢？若继续镇守，需驻兵多少？驻多久？” 这一场景直击 “战后兵权回收” 的核心 —— 忽必烈此前的回应未提 “战后撤军机制”，此刻被迫思考：“平定叛乱后，当留少量兵力（如五千人）镇守半年，待部落稳定后，便将兵权交还中枢，撤军返回原驻地。” 萧虎追问：“若半年后部落仍不稳定，需延长驻军，该如何处理？” 忽必烈答：“需奏报中枢，请求延长驻军时限。” 萧虎再问：“若中枢不同意延长，你当如何？” 忽必烈坚定道：“遵中枢指令，按时撤军，另派细作监控部落动向。” 这一回答虽弥补了部分漏洞，却仍未提 “撤军后的防务交接”，略显仓促。
萧虎转向粮草问题，问道：“若漠南遭遇旱灾，屯田粮减产，无法供应驻军六成粮草，需户部大幅增加拨付，而户部因中都粮荒，无法足额拨付，此时兵权当如何调整？是缩减驻军，还是继续维持？若缩减，该缩减哪部分兵力？” 这一场景结合了 “粮草压力” 这一实务难题，忽必烈此前的方案依赖 “屯田粮充足”，此刻需应对突发情况：“当缩减驻军，优先保留禁军与核心民兵（如一万五千人），缩减临时招募的民兵，同时奏报中枢，请求从其他地区调拨粮草，待粮草充足后再恢复驻军规模。” 萧虎追问：“缩减的民兵如何安置？若民兵不满，引发骚乱，该如何处置？” 忽必烈答：“将缩减的民兵遣返回屯田区，发放半年粮饷安抚，若有骚乱，派禁军弹压。” 这一回答虽可行，却未考虑 “遣散民兵的安置成本”，户部尚书立刻道：“发放半年粮饷，需白银五万两，户部当前无此余钱，王爷可有其他办法？” 忽必烈再次语塞，意识到自己的方案未考虑 “财政压力”。
“若中枢判定某部落无异动，令你撤军，而你坚信该部落有谋反迹象，请求继续驻军，中枢却驳回你的请求，此时你当如何？是遵令撤军，还是坚持驻军？” 这一场景考验 “领兵者对中枢权威的服从”，是权力制衡的核心。忽必烈沉默片刻，回答：“本王会再次奏报中枢，详细说明该部落谋反的证据，若中枢仍驳回，便遵令撤军，但会派细作密切监控该部落，一旦有异动，立刻奏报。” 这一回答虽体现了对中枢的服从，却仍未提 “若细作发现异动，需多久奏报”“中枢多久能回应”，缺乏应急机制。萧虎不再追问，只是点头，显然对这一回答基本认可，但仍有顾虑。
他的方案多基于 “理想情况”，未考虑天灾、财政、中枢分歧等突发情况，也缺乏具体的应对机制。重臣们通过这些追问，更清晰地认识到 “宗室掌兵需谨慎”，支持忽必烈的声音逐渐减弱，萧虎的 “谨慎决策” 立场愈发得到认同。
萧虎的追问与忽必烈的漏洞回应，让殿内重臣的立场从 “倾向支持” 转为 “谨慎观望”—— 不同派系的重臣基于自身职责，表达对 “忽必烈掌兵” 的担忧，既反映了元代中枢 “多部门制衡” 的行政特点，也让殿议的权力博弈更显真实，符合古装正剧 “群像烘托主线” 的风格。
此前支持忽必烈的枢密院王判官，在萧虎追问后，态度明显软化：“王爷守边之心可嘉，然兵权收放的实务细节仍需完善，如战后撤军机制、中枢指令的应急响应，均需制定具体章程。若这些章程未完善，恐难贸然放权。” 他不再直接支持，而是提出 “完善章程” 的前提，实则是暂缓同意；禁军统领则直言：“若王爷领兵，禁军教官的任免权需归枢密院，不可由王爷自主任命，否则恐影响禁军的忠诚度。” 这一要求直指 “兵权制衡”，忽必烈虽不情愿，却也只能点头应允。
户部尚书此前便对粮草方案存疑，此刻更是直言反对：“王爷的粮草方案依赖屯田粮，却未考虑天灾减产；遣散民兵需发放粮饷，却未提及资金来源。若户部无法足额拨付，驻军恐因缺粮生乱，户部难以承担此责。” 他甚至提出：“若中枢同意王爷领兵，需先制定‘粮草应急方案’，明确旱灾、粮荒时的应对措施，否则户部无法批准粮草拨付。” 这一要求让忽必烈的粮草方案面临搁浅，也让支持他的重臣意识到 “掌兵需解决的不仅是军事问题，还有财政问题”。
御史台李御史始终反对宗室掌兵，此刻更是借机发难：“王爷连‘异动界定’‘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