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激进派失势、观望派倒向妥协派”的局面，阿里不哥意识到“硬抗只会孤立自己”——他私下对帖木儿道：“你的方案能保部落不散？能让忽必烈不派兵？” 帖木儿答：“方案里有分期交马、部落参与量牧，给足了元廷面子；又有种子和青稞，部民能得实惠，不会再闹；忽必烈要的是量牧推行，不是打仗，只要咱们配合，他不会动武。” 阿里不哥沉默半日，最终点头：“就按你说的办，但要让李衡答应，交马的补贴必须当场兑现。” 主帐立场正式转向妥协。
为防止激进派破坏妥协，阿里不哥采取“明升暗降”策略——封阿古拉为“北滩牧场巡牧官”，让其离开主帐去“管理隐藏的马群”，实则剥夺其兵权；同时派亲信那颜“接管议事帐周边的武器库”，对激进派骑士说：“领主已决定谈判，谁再敢动武，按叛逆处置。” 阿古拉虽不满，但见骑士们多已散去，自己成孤家寡人，只能“忍气赴任”，激进派彻底失去对局势的影响力。
五月十五，阿里不哥召开“全族议事会”，宣布“接受妥协方案，与李衡团队谈判”——帖木儿长老讲解“方案细节”，附属部落长老表态支持，连萨满也改口：“长生天显灵，让咱们找到既保马群又保草场的路，配合量牧是天意。” 部民们虽仍有不舍，但见“主帐、长老、萨满都同意”，又听说“交马可领青稞”，便不再反对，部落终于形成“有限配合”的共识，骚动逐渐平息。
五月十六，阿里不哥派帖木儿长老赴边界“邀请李衡团队入境”——量牧实务在“妥协方案”基础上重启，过程虽仍有“旧习惯抵触、数据争议、情绪反复”，但因“主帐支持、三派协同、信息透明”，最终按计划推进：完成草场丈量、核定马群数量、确定交马批次，将“骚动危机”转化为“实务成果”，体现元代“边疆治理需‘在妥协中求推进’”的现实逻辑。
李衡团队入境时，阿里不哥未搞奢华仪式，仅派“帖木儿长老与十名那颜”在主帐外迎接，行“抚胸礼”后直接切入实务——帖木儿道：“领主已同意方案，咱们先量北滩牧场，那里马群最多，也是之前最担心的地方。” 李衡回应：“按方案来，部落吏员全程参与，数据双方签字，补贴当场发第一批，绝不拖欠。” 务实的开场让双方快速进入工作状态，避免了不必要的礼仪摩擦。
为消除“被操控”的疑虑，李衡将“部落参与度”提至最高——每支丈量小队由“1名汉官+2名部落吏员+1名长老代表”组成，汉官负责“技术指导”，吏员负责“数据记录”（用蒙古文为主，汉文为辅），长老代表负责“传统边界确认”。丈量北滩草场时，帖木儿长老亲自“指认‘老桦树-北河’的传统边界”，对汉官道：“从这里量起，咱们都认可。” 深度参与让部民对丈量数据的“信任度”大幅提升，争议明显减少。
核定马群数量时，双方在“幼马是否计入超限”上产生争议——部落主张“三岁以下幼马不算”，汉官坚持“按元廷标准，两岁以上计入”。李衡提议“折中方案”：“两岁以下幼马暂不计入，由部落出具‘幼马清单’，明年量牧时再核；两岁以上按规定计入超限，这样既照顾部落习惯，又不违元廷规制。” 帖木儿长老核算后同意：“这样咱们能少交五百匹，合理。” 争议通过妥协快速化解，未影响进度。
根据方案，一万三千匹超限马分三年交完——第一年交三千匹（限五岁以上老马），换取青稞五千石、种子三百石；第二年交五千匹（限四岁以上中马），换取青稞七千五百石；第三年交五千匹（限三岁以上壮马），换取青稞七千五百石+军牧骑士名额（可领粮饷）。李衡让文书队“用蒙汉双语写《交马协议》”，注明“每批交马的时间、标准、补贴数量”，由阿里不哥与李衡共同签字，帖木儿等长老作见证。协议明确让部落“对未来有预期”，减少抵触。
丈量与核定完成后，李衡立刻让“物资队发放第一批补贴”——五千石青稞分装在一千个羊皮袋中，由部落吏员“按交马意向分配”（先登记交马的牧民优先领粮）。老牧民速不台登记交十匹老马，领了五十石青稞，摸着粮袋道：“真领到了，以前听流言说没补贴，差点错过了。” 即时兑现让部民“眼见为实”，对后续配合更有信心，也为第二年交马奠定基础。
阿里不哥部的骚动平息，量牧实务的推进，绝非“简单的政策落地”，而是元廷“草原集权治理”的关键突破——它打破了“诸王以流言操控部落”的旧模式，重塑了“中央实务权威”在西草原的影响力，让附属部落看到“配合元廷的好处”，也让阿里不哥等抗拒势力认识到“硬抗无益”，为后续西草原的统一治理“扫清了最大障碍”，影响深远。
量牧推进让元廷的“制度性权威”取代“流言权威”——部民从“信阿里不哥的谎言”变为“信元廷的文书与补贴”，从“视量天尺为邪器”变为“认其为实用工具”，从“怕汉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