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止 “新流言再起”，李衡与博尔济约定 “流言防范三策”：一是 “及时传递主帐消息”（每月派快马向偏远牧区通报试点成果）；二是 “部民互相提醒”（发现陌生骑士散布坏话，立刻报长老）；三是 “元廷协助核查”（遇不确定的消息，可请李衡团队或虎卫验证）。博尔济道：“有这三策，坏人再也骗不了咱们的部民了。”
误解化解后，李衡团队趁热打铁 “重启南坡牧场的丈量”—— 结合弘吉剌部偏远牧区的特点，调整 “丈量流程”（增加部落吏员参与度、放慢进度、多做演示），确保 “丈量既精准，又让部民全程放心”，也让 “化解误解的成果” 快速转化为 “实务推进的实效”，体现元代 “边疆实务需‘灵活调整，贴合地方’” 的治理逻辑。
李衡调整 “丈量团队构成”，从 “汉官主导” 变为 “汉官指导、部落吏员主导”—— 每支丈量小队由 “一名汉官 + 两名部落吏员 + 三名部民骑士” 组成，汉官负责 “技术指导”（如地形测算、刻度解读），吏员负责 “现场记录”（用蒙汉双语写《丈量册》），骑士负责 “插木牌、驱赶马群”。吏员兀良哈道：“咱们自己人主导，部民更放心，丈量也更顺利。” 调整后，部民对丈量的 “抵触感” 完全消失，甚至主动 “帮着找草场边界”。
考虑到偏远牧区部民 “首次接触量天尺”，李衡放慢 “丈量进度”，从 “每日量五千丈” 改为 “每日量三千丈”，留出 “充足时间做演示、解答疑问”。每日丈量前，先 “用半个时辰教部民用量天尺”；丈量中，每量一段，都 “让部民自己复核”；丈量后，召开 “小结会”，核对数据，听取部民意见。巴图道：“李大人不急着赶进度，还教咱们，这样量出来的结果，咱们信得过。”
丈量时，李衡坚持 “先认传统边界，再用量天尺校准”—— 让部落长老与老牧民 “指认世代放牧的边界”（如 “老榆树 - 南河”“西坡巨石 - 北坡羊群”），再用量天尺 “复核边界长度，确认无争议后插铜制界牌”。对 “有争议的小地块”（如两户部民都想用的 “东洼草场”），先 “按传统习俗由长老调解”，再用量天尺 “算清面积，公平分配”。长老道：“李大人既尊重咱们的老规矩，又用量尺算得准，没人有意见。”
每块草场丈量完毕，李衡都 “现场核算载畜量”，用 “草原语言” 向部民解释：“这块草场三百丈，能养一百匹马，你家现在有八十匹，还能多养二十匹，冬天草够吃；要是养一百二十匹，冬天就会饿马。” 对 “超限的部民”，不急于收编，而是 “先说明后果，再约定交马时间”，如老牧民帖木格家超限十匹，约定 “下个月交五匹，年底交五匹”，还承诺 “交马后给青稞补贴”。部民道：“李大人不光算得准，还替咱们着想，咱们愿意配合。”
每日丈量结束后，李衡团队与部落吏员 “共同核对数据”，整理成《南坡牧场丈量记录》，用蒙汉双语书写，注明 “草场位置、长度、载畜量、参与人”，由李衡、博尔济长老、部落吏员、部民代表 “共同签字”，一式三份（部落存一份、团队带一份、送主帐备案一份）。王全道：“每份记录都有大家的签字，往后谁也不能改，显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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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衡化解弘吉剌部对量天尺的误解，看似是 “器物认知的沟通”，实则是元廷 “草原集权谋略” 的关键一步 —— 通过 “尊重习俗化解误解”，让部民 “认元廷器物，更认元廷政策”；通过 “揭穿诸王流言”，削弱其 “煽动基础”；通过 “部落参与丈量”，将 “中央标准” 转化为 “部落自觉”，为后续草原治理的深化 “筑牢民心与权威根基”。
从 “认器物” 到 “认政策”：误解化解后，部民对量天尺的接受，延伸为对 “量牧限地” 政策的认同 —— 他们不再将量天尺视为 “汉地异器”，而是 “帮自己算草养马的实用工具”；不再将元廷视为 “外来权威”，而是 “帮自己解决生计问题的依靠”。塔娜道：“以前觉得大朝的东西都不好，现在知道，大朝是真的想让咱们的马吃饱，日子过好。” 这种民心认同，是元代草原集权治理的 “核心资产”。
揭穿阿里不哥细作的谎言后，部民对 “诸王流言” 的信任度大幅下降 —— 博尔济长老道：“以后再有陌生人来说大朝的坏话，咱们先问问李大人，再请萨满验一验，不会再被骗了。” 细作脱脱被押赴虎卫营地后，弘吉剌部其他牧区也 “加强了对陌生骑士的警惕”，阿里不哥 “向弘吉剌部散布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