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 的渠道基本被切断。刘七的细作回报：“阿里不哥得知流言被破，气得摔了酒壶，却再也派不出使者去弘吉剌部了。”

    李衡的拆解说理，不是 “用汉地权威压草原”，而是 “用草原习俗解草原疑”—— 尊重萨满信仰，用草原类比物解释，让部民 “以自己熟悉的方式接受中央器物与政策”，这种 “权威落地” 更具 “可持续性”。耶律楚材在给萧虎的信中写道：“李衡在弘吉剌部的做法，是‘以草原治草原’的典范 —— 让中央权威穿上草原的‘外衣’，才能真正扎进部民心里。”

    弘吉剌部偏远牧区的误解化解，成为 “元廷向其他部落推广量天尺” 的 “新样本”—— 李衡将 “化解误解的流程”（验器→类比→演示→参与）整理成《草原量尺释疑手册》，发往后续推广的部落（如窝阔台部、钦察部），手册中还收录 “弘吉剌部民的证言、萨满祈福的案例”，让其他部落 “有例可学，有证可依”。后续赴窝阔台部的团队，借鉴此样本，仅用两日便化解了类似误解。

    误解化解后，弘吉剌部与元廷的 “协作机制” 更紧密 —— 博尔济长老主动 “派吏员赴主帐学习量天尺使用”，还 “邀请李衡团队定期来牧区指导”；部民们则 “主动向周边小部落讲述‘量天尺是好东西’”，成为元廷的 “民间宣传员”。这种 “部落主动协作”，比元廷单方面推进更高效，也为 “草原统一治理” 奠定了 “基层基础”。

    弘吉剌部南坡牧场的误解化解与丈量推进已毕 —— 部民从 “怕用量天尺” 变为 “主动用量天尺”，从 “信诸王流言” 变为 “信元廷政策”，从 “被动配合” 变为 “主动参与”。这场误解的化解，不仅是 “器物认知的纠偏”，更是元廷 “草原集权治理” 的 “新起点”—— 为后续其他偏远牧区的推广、诸王势力的进一步削弱、草原统一量牧体系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李衡在《弘吉剌部实务总结》中，提炼出 “化解草原器物误解的三原则”：一是 “先尊习俗，再破疑虑”（如请萨满验器，而非直接否定）；二是 “用草原物，解草原疑”（如用铜酒壶、木尺类比，而非讲汉地术语）；三是 “让部民做，不是看”（如亲手量尺、自主计算，而非单向演示）。这些原则，成为后续元廷处理草原文化差异的 “通用准则”。

    南坡牧场的丈量成果显着 —— 共丈量草场 “两万五千丈，核定载畜量八千三百匹”，其中 “限额内马群七千五百匹，超限马八百匹”，与部民约定 “分三批交编，每批交两百余匹，同步发放青稞补贴”；还确认 “传统边界二十处，解决争议地块五处”，无一部民提出异议。博尔济长老道：“这是咱们牧区第一次把草场、马群算得这么清，以后再也不用为草不够马吃发愁了。”

    最深远的成果，是部民 “认知层面的改变”—— 他们不再将汉地器物视为 “威胁”，而是 “可利用的工具”；不再将元廷政策视为 “压迫”，而是 “保障生计的手段”。年轻部民巴图甚至 “自己用桑木做了一把简易量天尺”，道：“虽然没大朝的准，但平时量马群够用了，以后我也要学着算草够不够马吃。” 这种 “主动学习”，标志着部民从 “被动接受” 向 “主动融入” 的转变。

    基于弘吉剌部的经验，李衡制定 “其他偏远牧区的推广计划”：四月底至五月初，赴弘吉剌部剩余两处牧区；五月中旬，赴 “别里古台部”（此前因量天尺误解未推进）；五月下旬，赴 “乃蛮部”，每到一处，均 “先派通事了解当地习俗，再按‘验器→类比→演示’流程推进”。计划中还特别注明 “携带弘吉剌部民的证言、萨满祈福的记录”，增强说服力。

    李衡站在南坡牧场的丈量终点，看着部民们用量天尺量自家草场，骑士们驱赶着马群按载畜量分配区域，心中清晰 —— 这场误解的化解，只是元廷 “草原统一量牧” 的 “第一步”，未来还需 “教会更多部落用量天尺、建立草原量牧档案、完善补贴与收编机制”。他对博尔济长老道：“等所有部落都能用量天尺算草养马，草原的马就再也不会饿死，部民的日子就会越来越好，这就是大朝想做的事。” 长老点头：“咱们跟着大朝，跟着李大人，一定能等到那一天。”

    李衡团队从弘吉剌部南坡牧场启程，赴下一处牧区。博尔济长老率部民送至边界，巴图捧着 “自己做的简易量天尺” 送给李衡：“李大人，这是我做的，虽然不好看，但能记着您教咱们的东西。” 团队行进途中，远处的南坡牧场，部民们正用量天尺丈量新的草场，马群在核定的区域里悠闲啃食，阳光洒在量天尺的铜身上，泛着与草原和谐相融的光 —— 元廷草原集权治理的 “器物认同”，正从这里，一步步向更广阔的草原蔓延。

    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