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点先从平地草场开始 —— 汉官用量天尺量出 “三千丈”，草原吏员按标准算 “可养马千匹”，骑士插界碑刻 “三叶草纹”；战马分群时，用呼哨引导，百匹一群，印匠烙印，半天便完成 “千匹战马烙印”。部民巴图看着印记战马道：“有大朝的印，以后卖马不用怕被坑，好！” 试点首日便完成 “五千丈草场丈量、五千匹战马烙印”，无任何异议。
试点坡地时，汉官误将 “二十度坡” 按 “平地” 算，多量了五百丈，草原吏员立刻指出：“这坡超二十度，该按两丈五算。” 周彬当即让重新丈量，调整后 “可养马数减百匹”；试点洼地时，红泥太干，印匠难烙印，张谦派来的物资队立刻送来 “羊油红泥”，问题很快解决。耶律楚材得知后，让周彬 “把这些问题写入《试点手册》，推广时提醒其他队”。
弘吉剌部试点结束，共丈量草场 “五万丈，可养马一万六千匹”，烙印战马 “一万匹（诸王限额内）”，超限六千匹 “收编为军牧，给补贴三千石青稞”。帖木儿召集部民开会，展示 “丈量结果榜” 与 “补贴粮票”：“按标准来，咱们有草场、有粮票，比之前争草场强多了！” 部民们欢呼雀跃，纷纷表示 “愿配合后续推广”。
耶律楚材根据试点成果，制定 “蒙古故地推广计划”：二月廿至三月初十，推广至 “忠顺部落”（如弘吉剌部、兀良哈部）；三月十一至三月三十，推广至 “中立部落”（如别里古台部）；四月初一至四月二十，推广至 “超限诸王部落”（如阿里不哥部、也速蒙哥部）。每推广一地，先 “培训吏员”，再 “试点一片草场”，最后 “全面铺开”，确保 “不急躁、不跑偏”。
“一尺量三丈、一印记百匹” 的功能标准，看似是 “丈量与烙印的技术规范”，实则是萧虎与耶律楚材 “以工具为载体、以标准为手段” 的集权谋略 —— 通过统一尺度与印记，将草原 “草场资源、战马数量” 纳入中央管控，削弱诸王对核心资源的掌控，为后续削藩铺路。
此前草原草场 “由诸王自主划分”，元廷仅 “松散监管”，诸王可 “随意扩张”；定 “一尺量三丈” 后，元廷通过 “标准丈量”，首次 “摸清蒙古故地草场的实际面积与承载力”，诸王 “多占一寸草场、多养一匹马” 都需按标准核算，再难 “暗箱操作”。耶律楚材道：“草场是草原的根，咱们掌了草场标准，就掌了草原的治世权。”
战马是草原的 “军事核心资源”，诸王 “私养战马” 是割据隐患；“一印记百匹” 通过 “元廷专属印记”，将战马 “分为‘限额内（诸王管）’与‘超限（中央管）’”，既 “给诸王留生路”，又 “掌控超限战马（归入军牧）”，削弱诸王的军事潜力。那拉珠尔道：“之前诸王战马多少全凭他们说，现在一看印记就知，想藏也藏不住，军权慢慢就归中央了。”
功能标准对 “忠顺部落” 与 “超限诸王” 区别对待 —— 忠顺部落 “按标准量，给补贴、保草场”，如弘吉剌部获 “额外五百丈草场”；超限诸王 “按标准收编超限马，暂夺岁赐”，如阿里不哥若不配合，“超限马全收，还削百里草场”。这种 “差异化对待”，让诸王 “见忠顺者获利、抗命者受损”，逐渐 “从联合抗命转为主动配合”，瓦解其 “超限联盟”。
功能标准要求 “汉官量尺 + 草原吏员认地形”“汉官记录 + 草原吏员确认”，迫使双方 “必须协作才能完成工作”—— 汉官需依赖草原吏员的地形经验，草原吏员需依赖汉官的量尺技术，形成 “相互依赖、相互监督” 的关系，避免 “一方独大”。萧虎道：“他们绑在一起，才能替中央做事，不会被诸王收买。”
功能标准是 “草原治世制度的第一步”—— 后续元廷可基于 “草场丈量数据” 推 “草原赋税制”（按可养马数收税），基于 “战马印记记录” 推 “草原兵役制”（按印记数派骑士），逐步将草原 “纳入与中原统一的治世体系”。耶律楚材道：“今日定量尺与印记标准，明日便能定赋税、兵役标准，草原与中原的治世才能真正统一。”
萧虎在白虎殿举行 “量天尺功能标准最终确认仪式”，汉官、草原领主、工匠、虎卫代表共同见证，《量天尺功能标准册》正式颁发，标志着 “一尺量三丈草场、一印记百匹战马” 成为元廷管控蒙古故地的官方标准。这一标准的落地，不仅解决了当前草场与战马管控难题，更成为元代草原治理从 “部落自治” 走向 “中央集权” 的关键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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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确认仪式的庄重流程：二月十八辰时，白虎殿内摆着 “量天尺、虎首印、《标准册》”，萧虎身着玄色织金虎纹朝服，手持量天尺，对众人道：“这把尺，量的是草场，更是规矩；这枚印，烙的是战马，更是权威。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