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一年的冬天，京城里下了一场大雪。
薛家的宅子在绒线胡同深处，白墙黛瓦，朱门紧闭，门前两棵老槐树压满了雪，枝丫垂下来，像是低头认罪的囚犯。
内院里，炭火烧得正旺。薛姨妈歪在炕上，手里捧着一只手炉，眼睛却盯着站在地当间的丫头。
那丫头十六七岁年纪，生得眉弯嘴小，腮上两团淡淡的红，站在那儿不敢动，垂着眼睛，睫毛在烛光里投下一小片阴影。
“叫什么来着？”薛姨妈慢悠悠地问。
“回太太，叫香菱。”丫头的声音细细的，像是怕惊着谁。
薛姨妈嗯了一声，把手炉换了个手，又打量了她几眼。
这丫头是儿子薛蟠从南边带回来的。说是买来的，可买来的路上打死了人，人命官司还没了结，人就先带进了门。薛姨妈听说这事的时候，正喝着一碗燕窝粥，勺子停在嘴边，半天没动。
“打死人了？”
“打死了。”底下人回话，“一个叫冯渊的，为这丫头的事。”
薛姨妈把勺子搁下，燕窝粥一口没再动。
她没问那冯渊是什么人，也没问官司怎么打点，只问了一句：“人现在在哪儿？”
“在少爷屋里。”
薛姨妈沉默了一会儿，说：“带过来我瞧瞧。”
香菱就这么被带到了薛姨妈跟前。
薛姨妈看了她半晌，忽然笑了一声：“倒是个齐整孩子。”又对底下人说，“往后不用去少爷屋里了，就在我这儿伺候吧。”
香菱抬起头，飞快地看了薛姨妈一眼，又低下去。
她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从少爷屋里调到太太屋里，是升了还是贬了？是好事还是坏事？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从这天起，她住进了薛姨妈的东厢房，睡在靠墙的一张窄榻上，每天早起给薛姨妈梳头，晚上给薛姨妈捶腿，少爷偶尔来请安，隔着帘子看她一眼，她得低下头，假装没看见。
一晃，就是三年。
二
三年里，香菱把薛姨妈的脾气摸了个透。
老太太爱吃什么，爱喝什么，什么时候困，什么时候醒，她都一清二楚。薛姨妈的茶要七分烫，烫一分嫌烫，凉一分嫌凉。薛姨妈的头发要用桂花油梳，不能多，多了腻，不能少，少了涩。薛姨妈晚上睡不着的时候，要人捶腿，力道要轻，不能停，停了就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
香菱把这些都记在心里，做得滴水不漏。
薛姨妈待她，说不上好，也说不上不好。不骂，不打，不给脸色看，可也不给笑脸。香菱有时候想，太太大概是把她当成一件东西，一件放在屋里顺手的东西，用着方便，扔了可惜，就这么搁着。
有一天，薛蟠又来请安。
他已经二十一了，长得膀大腰圆，走起路来地皮都颤。他站在帘子外面，隔着竹帘往里瞅，瞅了半天，终于憋出一句话：“妈，香菱那丫头，您留着有什么用？”
薛姨妈正在喝茶，听见这话，眼皮都没抬：“怎么，惦记上了？”
薛蟠嘿嘿笑了两声。
薛姨妈把茶碗搁下，慢条斯理地说：“惦记也没用。这丫头我还没调理好，等调理好了再说。”
薛蟠愣了愣：“调理什么？”
薛姨妈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薛蟠不敢再问，灰溜溜地走了。
香菱站在帘子后面，把这话听得一清二楚。她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绞得指节发白。
调理。
她不懂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可她隐约觉得，那不是什么好事。
又过了一年，薛姨妈终于“调理”好了。
那天是四月初八，浴佛节。薛姨妈让厨房备了一桌酒菜，把薛蟠叫来，又让香菱换了身新衣裳，梳了头，戴了朵绒花。
“今儿个，”薛姨妈端起酒杯，对薛蟠说，“我把香菱给你。”
薛蟠愣了一下，随即眉开眼笑，端起酒杯就灌。
香菱站在一旁，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
薛姨妈看了她一眼，说：“往后好好伺候大爷，别给我丢脸。”
香菱跪下去，磕了个头。
那天夜里，她被送进了薛蟠的屋子。
躺在陌生的床上，听着身边薛蟠的鼾声，她睁着眼睛看房梁，看了整整一夜。
她想不明白，太太到底是什么意思。留了她四年，忽然又给了。这四年算什么？那些捶腿、梳头、端茶倒水的日子，算什么？
她想不明白。
可她想，既然给了，那就是认了。以后她就是薛家的人了，是少爷屋里的人，说不定还能生个一男半女，后半辈子也算有了着落。
她不知道，这只是薛姨妈棋盘上的第一步。
三
香菱进了薛蟠的屋子，可薛姨妈的眼睛，从来没离开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