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南方则相对稳定一些，于是大批中原士族纷纷南迁避难，从遥远的北方不顾艰辛地迁入南方。
史称“永嘉之乱”或“晋室南渡”。
这一时期被称为“神州板荡”，意思是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不安定的状态。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晋王朝逐渐建立起来，但它面临着内外交困的严峻局面：内部有各个世家大族之间的权力斗争；外部则受到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
就在这样一个艰难困苦的环境下，晋明帝司马绍登上了皇位。
司马绍自幼聪慧好学，具有非凡的才智和气度。
他即位后，展现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果敢决绝的决策风格。
尽管他只做了短短三年皇帝，但他就像夜空中一颗璀璨的星星，闪耀着耀眼的光芒，给当时黑暗迷茫的政治局势带来了一丝曙光。
在司马绍统治期间，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中央集权，抑制门阀势力的膨胀，并积极推行改革政策，发展经济文化事业。
同时，他还亲自率军出征，抵御外敌入侵，保卫江南地区的安宁。
这些举措不仅使得东晋政权得到了巩固，也为后来的繁荣昌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此外，司马绍还有着广阔的胸怀和远大的抱负。
他善于用人纳谏，广开言路，虚心听取各方意见建议。
而且对于那些忠诚正直之士给予高度信任和重用，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
正因为如此，司马绍才会赢得广大臣民的爱戴和拥护，成为东晋历史上备受赞誉的一代明君。
司马绍，字道畿，晋元帝司马睿长子，生于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生母为宫人荀氏。
其出生之时，正值“永嘉之乱”初起，匈奴铁骑肆虐中原，西晋王朝濒临崩溃，其父司马睿受东海王司马越之命，出镇建业（后改称建康），开启了“王与马，共天下”的创业序幕。
司马绍自幼生长于颠沛与筹谋之中，耳濡目染父辈在乱世中求存的艰难，也见证了门阀势力与皇权的微妙博弈，这为他日后执掌朝政、平衡各方势力埋下了伏笔。
史载司马绍“幼而聪哲，有文武才略”，其聪慧早慧，年少时便显露不凡。
《晋书·明帝纪》记载了一则广为流传的典故：司马绍年方数岁，司马睿曾问他：“汝谓日与长安孰远？”
绍答曰：“长安近。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也。”
次日，司马睿宴集群臣，复问此事，司马绍却改口答曰：“日近。”
司马睿愕然，问其缘由，绍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
此语一语双关，既贴合孩童的视角，又暗含对中原沦陷、故土难归的怅惘，满座群臣无不惊叹其才思敏捷。
彼时，中原士族纷纷南渡，流亡江南，“不见长安”四字，道尽了时代的悲凉，也彰显了司马绍年少时便具备的敏锐洞察力与家国情怀。
除了聪慧过人，司马绍还兼具勇武之气。
他自幼习武，善骑射，“有雄豪之度”，不似一般士族子弟那般文弱。
南渡之初，江南局势未稳，王敦、王导兄弟凭借拥立之功，权倾朝野，王氏子弟遍布朝野要职，皇权被严重架空。
司马睿在位后期，与王氏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王敦以“清君侧”为名，于永昌元年（公元322年）起兵反叛，率军攻入建康，诛杀朝臣，掌控朝政，司马睿忧愤交加，不久病逝。
此时，司马绍已被立为皇太子，面对权臣擅政、国势飘摇的局面，他隐忍不发，暗中积蓄力量，一方面假意顺从王敦，避免激化矛盾，另一方面暗中联络忠于晋室的大臣与宗室，等待反击的时机。
永昌元年闰十一月，晋元帝司马睿驾崩，司马绍即位，是为晋明帝，改元太宁。
即位之初，司马绍面临的是一个残破的江山：北方胡族政权虎视眈眈，时常南下侵扰；南方门阀势力割据，尤以王敦最为跋扈，手握重兵，觊觎皇位；地方流民起义频发，社会秩序动荡不安。
年轻的司马绍深知，若不能迅速稳定政局、削弱门阀势力、巩固皇权，东晋政权恐将重蹈西晋覆辙。
为了打破“王与马，共天下”的失衡格局，司马绍将首要目标对准了权臣王敦。
王敦自恃功高，又掌控着荆州、江州等地的兵权，对这位年轻的皇帝颇为轻视，甚至计划在太宁二年（公元324年）再次起兵，推翻晋室，自立为帝。
司马绍早已洞悉王敦的野心，提前做好了部署：他暗中任命郗鉴为兖州刺史，坐镇京口，节制北方流民武装，作为抵御王敦的外围力量；又重用王导、温峤等大臣，分化王氏集团内部势力——王导虽为王氏首领，但始终倾向于维护晋室统一，不愿看到王敦叛乱引发天下大乱，司马绍巧妙利用这一点，争取到了王导的支持，使得王氏集团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