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经理，”古民再次开口，声音依然平静，但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度，“甲方的态度我们听到了。但法律规定的工资支付主体责任，是在总包单位。甲方不付款，是您和甲方之间的合同纠纷。我们工人与总包之间，是事实劳动关系。您可以向甲方追索工程款，但不能以此为由拒绝支付我们的劳动报酬。这是两码事。”
他顿了顿，看着刘经理闪烁的眼神，继续说道：“至于整改，那是工程质量和验收问题，同样属于您和甲方之间的合同范畴，不应该、也不能成为扣押我们工资的理由。如果因为整改需要费用，那是总包和分包之间的结算问题，同样不应该由我们工人承担。”
“现在的情况是，陈叔的妻子在医院等钱救命，这是人道主义危机。如果因为总包单位以‘工程款未结’、‘需要整改’为由，拒绝支付工资，导致严重后果，总包单位恐怕不仅要承担劳动监察部门的处罚，还可能面临更严重的法律和道义责任。”古民的话，条分缕析，将缠绕在一起的“工程纠纷”和“工资支付”清晰地剥离出来，并指出了对方“甩锅”策略可能带来的风险。
刘经理的脸色彻底阴沉下来。他意识到，这个年轻人不仅懂法，而且思维极其清晰，很难被糊弄过去。他惯用的那套“拖”字诀和矛盾转移法，在这个年轻人面前，似乎正在失效。
“小伙子，你说得轻巧。”刘经理的语气也冷了下来，“法律是法律，现实是现实。公司账上没钱，我拿什么发？把我卖了？你们有本事，去告公司，去申请劳动仲裁，看能不能马上拿到钱！我反正是没办法了！”他开始摆出无赖的姿态，试图用“走程序耗时长、成本高”来吓退工人。
古民知道，今晚在这里，恐怕很难立刻逼出钱来，尤其是面对刘经理这种滚刀肉式的老手。但他今晚的目的，本就不是立刻拿到钱——那在对方有备而来且毫无诚意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他的目的，是“破局”——打破工人们只能围着刘经理苦苦哀求、被“工程款未结”这个借口无限拖延的困境；是“立据”——在公开场合，用录音等方式，固定对方承认欠薪事实但以各种理由推诿的证据；是“指路”——给工人们指明除了堵门之外，更有效、更合法的维权途径，并开始系统性地收集证据。
“刘经理，您这是解决问题的态度吗？”古民没有动怒，反而提高了声音，确保在场的工人都能听清，“您承认欠薪，但拒绝支付，理由是甲方没给钱、需要整改、公司没钱。好，您说的，我们都记下了，也录下了。”他晃了晃一直放在口袋里的、处于录音状态的手机。
“既然您这里解决不了，那我们就按您说的，走正规途径。明天，我们会整理好所有被欠薪工友的名单、金额、证据，去项目所在地的劳动保障监察大队正式投诉举报。同时，我们会向住建部门反映，总包单位未落实工资专用账户和保证金制度，以‘工程款未结’为由拖欠农民工工资。我们也会联系媒体，报道陈叔妻子重病等钱救命、而总包单位却以‘工程款未结’为由拒绝支付的实际情况。到时候，看劳动监察、住建部门和舆论，认不认您这个‘工程款未结’的理由！”
古民的话，像一记记重锤，敲在刘经理的心上，也敲醒了茫然无措的工人们。投诉、举报、找媒体……这些词汇，以前在他们看来遥远而麻烦，此刻在古民清晰、有力的陈述下，变成了一条条可以尝试的路径。
刘经理的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劳动监察和住建部门的介入，是他最不想看到的，那意味着罚款、信用受损甚至影响公司接新项目。媒体曝光更是麻烦，尤其是涉及到“救命钱”这种敏感点。他本以为这群农民工只会哭闹、堵门，没想到里面冒出个懂行又强硬的年轻人。
“你……你威胁我？”刘经理色厉内荏。
“不是威胁，是告知。”古民平静地说，“我们有依法维权的权利，也有向社会寻求帮助的权利。是您，和您代表的公司，首先选择了漠视我们的合法权利，用‘工程款未结’这种借口，无限期拖延支付劳动报酬，甚至无视工友家人的生命安危。我们只是在行使法律赋予我们的救济途径。”
他转身，面对工人们：“各位叔叔伯伯，今晚堵在这里，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先回去，把能想到的证据都找出来。记工本不在，我们自己回忆，互相作证，把每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干，干什么活，大概多少钱一天，被欠了几个月，一一列出来。有微信聊天记录的，有以前工资条、转账记录的，哪怕一个截图、一段语音，都保存好。明天上午九点，我们带着材料，直接去区劳动监察大队！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