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农署的正门不大，甚至有些寒酸。
说它是正门，其实也抬举了它——不过是在灰扑扑的墙垣上开了个口子，安了两扇黑漆木门罢了。
那漆也不知是哪年哪月刷上去的，如今早已斑驳得不成样子，大片大片地翘起皮来，露出底下灰白的木头，像是老人脸上的皱纹，一道一道，深可见骨。
门楣上挂着一块匾，写着“司农署”三个字。
那字倒是好字，笔力雄健，筋骨分明，据说是许多年前一位致仕的老太傅亲笔所题。
只是年头太久，风雨侵蚀，日头暴晒，匾上的漆色早已褪得差不多了，金粉剥落，木纹开裂，远远看去，只是一块灰扑扑的旧木板，上面隐隐约约能认出几个字的轮廓。
走近了才能看清——司、农、署。
三个字，像是三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互相搀扶着，颤颤巍巍站在那里，不知道还能站多久。
门口立着两个人。
说是“立着”，其实也不大准确——他们更像是倚着，倚着手里那两把秃了头的扫帚，倚着身后那堵摇摇欲坠的墙。
是两个老者。
一个高些，瘦得像根竹竿，脸上皱纹堆叠，眼窝深陷，颧骨高耸，颏下一撮花白山羊胡，稀稀拉拉，像冬日田埂上最后的几茎枯草。
一件半旧的粗布褐衣，袖口磨得发白，肘弯处打着两块补丁。
一块青，一块灰，针脚歪歪扭扭，像是自己缝的。
一个矮些，胖些，肚子微微腆着，脸上倒是比那高个的光滑些，可头发已经全白了，白得像冬天的雪，稀稀拉拉贴在头皮上，遮不住底下泛着老人斑的头皮。
他也穿着一件粗布褐衣，比高个那件还要破些，领口绽了线，露出里面灰白的絮子。
两人手里都拄着扫帚。
说是扫帚，其实也只剩个意思了。
高粱穗子扎成的帚头早已秃得差不多了，只剩几根硬邦邦的秆子戳在那里，在地上划拉的时候，发出的不是扫叶的沙沙声，而是刮地的刺啦刺啦声，像钝刀子在石头上磨。
高个的握着帚柄，一下一下，把落叶往一处拢。
矮个的跟在他后面，把拢成一堆的落叶铲进一个破旧的竹筐里。
那竹筐也破，筐底缺了一块，用麻绳胡乱编了几道，勉强兜住那些叶子。
门前的落叶很多。
金黄的、半黄的、枯褐的叶子，一片一片，飘飘悠悠落下来，落得多了，便抖一抖，继续扫。
偶尔有风吹过，卷起一阵小小的叶浪，沙沙响着，从这头滚到那头。
两个老者便停下手里的活，直起腰，看着那片叶浪滚远，然后继续低头扫。
他们是司农署的门房。
说是门房，其实也就是看门的。
白天守着这扇门，夜里睡在门房里那张窄得翻不了身的木板床上。
一个月领几斗粟米，几捆干柴，几尺粗布，够活下去，饿不死，也撑不着。
搁在其他官署，像他们这把年纪的人，早就被赶出去了。
哪个官署愿意养两个糟老头子看门？
年轻有力气的门子哪里找不到？
何必用这种走几步路都要喘半天的老东西？
可司农署愿意。
不，不是愿意——是谢千愿意。
那个高个的，姓周，叫什么名字，他自己都忘了。
旁人叫他老周，他也应。
他在司农署看了半辈子的门，看着那扇门上的漆一点点斑驳，看着那块匾上的字一点点模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一拨一拨，来了又走，走了又来。
那个矮个的，姓郑，来司农署晚些，也许久了。
他原是城外种地的，那年大旱，颗粒无收，老婆孩子都饿死了，他一个人逃到雍邑，饿晕在司农署门口。
谢千让人把他抬进去，灌了几碗粥，救活了，便留他下来看门。
一留，就是下半辈子了。
“老周，”矮个的忽然开口“你说，今儿个怎么来这么多贵人？”
老周没停手里的扫帚，只是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
“贵人？”
“就那两拨。”矮个的放下竹筐，直起腰，拿手捶了捶后腰，“头一拨那个，穿得周正，说话也客气，还带着礼。“
“第二拨更了不得——你没瞧见那马车？那两匹马，黑得发亮，一根杂毛都没有，得值多少钱？”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继续扫。
“那不是咱们该管的事。”
“我没想管。”矮个的叹了口气，又拿起竹筐。
“我就是纳闷，大司空平时也见人，怎么今儿个谁都不见？”
老周的手顿了一下。
他抬起头，看着巷口的方向。那里空空荡荡，只有几片落叶在风里打转。
“大司空有他的道理。”他说。
矮个的撇撇嘴，没再问。
马车在门前停下。
子午古掀开车帘，下了车。
他站在车前，整了整衣冠，深吸一口气，然后大步向门前走去。
木支邑跟在后面。
两个门房看见有人来，停下手中的扫帚，抬起头。
他们的目光落在子午古身上——玄色深衣，玉带束腰，腰间佩剑，气度不凡——又落在他身后的木支邑身上，最后落在门前那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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