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就是一鼓作气，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完成十四个主要铁路枢纽的“公安处”升格为“公安局”的改革。
这不仅是数量的倍增，更是对整个铁路公安系统组织动员能力、资源调配水平、政策执行力的一次空前考验。
在局党委会议上，“同志们，全面进攻的号角已经吹响！”韩东的开场白掷地有声。
“部党组批准了我们的总体方案，十四个局同步启动，这是对我们的高度信任，也是交给我们的硬任务，没有退路，没有弹性，必须完美完成！”
会议决定，立即升级原有工作机构，成立“铁路公安机关体制全面改革总指挥部”，韩东任总指挥，局领导班子成员分任副总指挥。
并按地域和专业分工，设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前线指挥协调组。
以及政策法规、干部人事、警务保障、宣传培训、督导检查五个后方支援保障组。
总指挥部实行每日例会、每周调度、每月评估制度，确保信息畅通、指挥有力、问题不过夜。
“十四个局，情况各异，基础不同，必须坚持分类指导、一地一策，但目标和时间节点必须统一。”
命令下达，筹备领导小组迅速成立，党政主要领导亲自挂帅。
派出的六个前线指挥协调组和大量指导干部，以最快速度奔赴各地，与地方同吃同住，现场办公。
筹备工作犹如一场战役，机构设置方案的论证往往通宵达旦，既要吃透部局“强化专业、合成作战”的总要求，又要紧密结合本地治安特点。
干部选配是一场硬仗，十四个局，需要配备上百名政治过硬、业务精通、敢于担当的局处级领导干部，以及数千名专业警种骨干。
韩东指示政治部，打破常规，在全路范围内筛选人才，大胆启用经过“严打”和前期试点锻炼的年轻干部。
许多优秀人才从相对安逸的岗位被抽调到边疆、口岸等新局。
人员定岗和转岗培训规模空前，数万名干警面临岗位调整，大量的转岗培训需求暴发。
韩东协调，铁道部人民警察大学，人民公安大学、各地警察院校，开办了多期刑侦、经侦、技侦、法制、涉外警务等专业短训班。
各局自身也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岗位练兵和业务竞赛，力求让干警尽快适应新岗位、新要求。
保障难题最为棘手，办公用房紧张，许多新局只能借用路局单位闲置房屋或搭建临时板房。
经费捉襟见肘，技术装备缺口巨大，韩东坐镇总指挥部，亲自当起了“后勤部长”
他在部党组会、计划会上反复争取，争取到了一笔虽然有限但至关重要的经费和部分专项设备指标。
他指示警务保障组，盘活全路存量资产，将一些替换下的、尚可使用的车辆、通讯设备、办公家具，紧急调拨给最困难的新局。
特别是喀什、满洲里等地，他亲自出面，与相关路局和地区协调，争取在用地、用房、水电等方面给予最大支持。
另外铁路系统与地方的全面协同是全新的课题，各地局、处、派出所，需要与所在地省、市、县各级党委政府、公安机关、边防、海关、驻军等建立全新的工作关系。
韩东要求各前线指挥组，必须把协调地方关系作为重中之重，主动汇报，积极沟通，寻求支持。
他本人也通过部里渠道，与相关省份的主要领导进行了沟通，阐明铁路公安改革对地方发展和稳定的积极意义，得到了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至1985年年底， 这场规模空前的体制改革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领导班子配备整齐，内部机构基本运转，干警基本到岗，与地方的全面协同机制初步建立。
每日例会上，汇总自六个前线指挥协调组的简报，清晰地勾勒出新局运行的初期图景：“形”已具，“神”未聚，普遍存在几个突出矛盾。
一是 “新瓶旧酒” 现象，部分单位虽然挂上了“公安局”、“支队”的新牌子，内部运行却依然沿袭旧有公安处的思维和习惯。
科室间壁垒未完全打破，合成作战多停留在文件上和会议上，指挥调度不够灵敏，情报信息共享不畅。
个别领导对新岗位的职责理解不深，仍习惯于“眉毛胡子一把抓”。
二是 “有枪无弹” 的窘境，新设立的专业警种，如经侦、技侦支队，普遍面临专业人才短缺、技术手段落后的困境。
三是 “内外两张皮” 的协调难题，与地方公安机关的全面协同机制虽然整体平稳，但有时在案件管辖移交、情报线索互通、应急联动处置等方面。
仍存在推诿扯皮或沟通成本过高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结合部地区，职责界限模糊，影响处置效率。
四是 “高原反应”与“水土不服” ，在条件艰苦的边疆和口岸新局，如喀什、满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