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要将“摊丁入亩”的议题公开化、程序化，让胤禛在框架内施展，同时引入制衡（八阿哥、十三阿哥），听取更广泛意见，避免其独断。这也是对胤禛的一次考验和塑造。
“还有，”康熙沉吟片刻，“自即日起，皇子师傅讲授，需加重《资治通鉴》、《史记》中关于民族融合、治国以仁、戒骄戒奢之篇章。令翰林院择选历代明君贤相处理族群关系、治理地方之典型案例，编成讲义，皇子宗室皆需熟读。朕将不定期考问。”
他要从教育入手，潜移默化地修正可能的偏颇思想。
处理完这些，康熙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天幕对胤禛的批判，迫使他提前介入、调整对继承人的使用和培养策略，这比应对任何外患都更耗心神。因为他面对的，不仅是胤禛个人，更是大清未来可能走向的一条歧路。他必须在生前，尽可能地将这辆马车扳回正轨。
夜色中，康熙望向胤禛所在的偏殿方向，目光复杂。这个儿子，让他看到了希望，也让他看到了巨大的隐忧。如何驾驭，将是他晚年最重要的课题之一。而天幕的启示，如同一盏刺眼的探灯，照亮了前路的坑洼与悬崖。
南京，洪武朝。
奉天殿前，朱元璋的脸色在听完天幕对雍正“摊丁入亩”的剖析后，先是愕然，继而变成一种混合着讥诮与怒意的冷笑。
“好一个‘摊丁入亩’！咱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仁政，闹了半天，是鞑子朝廷变着法儿从地方抢钱，充实他们自己的腰包！”朱元璋嗤笑道，“把原本该地方用来雇人服徭役的丁银，也一并收归中央？那地方官拿什么办事？拿什么修河筑路？还不是要变着法儿从老百姓骨头里榨油！苛捐杂税能少得了？这雍正小子，心够黑，手够狠！跟他祖宗一个德行，就知道盘剥汉人！”
听到雍正并非“最勤政”，且清朝皇帝因大权独揽、无文官制衡而“轻松”，朱元璋更是连连冷哼：“咱就说嘛！鞑子皇帝，坐在一群奴才头上，当然轻松！哪像咱大明，文官集团动不动就死谏，跟你较劲，虽然烦人，但那才是朝廷该有的样子！皇帝不能一言堂！这雍正设什么‘军机处’，搞特务‘血滴子’，大搞文字狱，分明是心里有鬼，怕汉人造反！就这，也配叫‘明君’？我呸！”
当听到雍正可能说“朕非中国人”时，朱元璋勃然大怒，须发戟张：“狼子野心！昭然若揭！这鞑虏头子，从来就没把自己当中国人！所以他们割地赔款，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在他们眼里，这华夏江山，不过是抢来的战利品，能守就守，不能守就扔！这等禽兽之辈，也配统治中国？后世居然还有人给他唱赞歌？真是瞎了眼！”
“标儿，老四，你们都听清楚了？”朱元璋转身，对朱标、朱棣及百官厉声道，“这就是异族统治的本质！他们的一切政策，首要考虑的是维护他们小集团的特权和统治，而不是天下百姓的福祉！什么‘摊丁入亩’，听着好听，实则是敛财妙法，苦的还是百姓！什么‘勤政’，不过是独夫民贼的自我感动！他们防汉、抑汉、视汉人为奴，其心可诛！”
“传咱的旨意！”
“第一，税赋之制，首在公平，次在稳定。丁银、田赋，需分别厘清，定额征收。地方存留必需经费，用于公务、赈济、兴修，朝廷需加强审计，但不可竭泽而渔，将地方财力抽空。徭役征发，需给值（工钱），严禁无偿强派。盐、茶等专营，需平抑价格，严禁层层加码，变相盘剥。务必使百姓负担明白，官吏无从巧立名目。”
“第二，重申朝议制度。凡大事，需经廷议，广开言路。科道言官，风闻奏事，乃朝廷耳目。绝不可使皇帝一人独断，酿成巨祸。对任何试图设立凌驾于朝廷法度之上的秘密机构（如血滴子），或大规模以言治罪（文字狱）之举动，必须严厉制止，视同谋逆！”
“第三，华夷之辨，不可或忘，然重在文化认同。凡境内各族，愿习我礼仪，守我法令，纳我赋税，便为大明子民，一体看待。但绝不容许任何族群享有超法律之特权，或抱有‘非中国人’之异心。有此类言论者，重惩不贷。”
“第四，皇室表率。咱老朱家出身布衣，深知民间疾苦。后世子孙，必须节俭勤政。修建宫室苑囿，需量国力而行，不得奢靡无度。皇帝更需亲览奏章，与大臣论政，不可深居简出，怠于政事。要以史为鉴，尤需警惕那些表面‘勤政’、实则独裁暴虐之君。”
朱元璋的应对，是站在“华夷对立”和“反专制”的立场上，全面否定雍正的执政理念。他强调税赋的地方存留与公平，反对中央过度集权敛财；坚持明朝的廷议言路制度，警惕皇权独裁和特务统治；在民族问题上，虽严“华夷之辨”，但更强调文化认同和法律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的族群特权或分离意识。其核心是维护一个汉人王朝的、相对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