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地的话，相对理性，试图将焦点从荒诞的“血统论”拉回到现实的治国和意识形态建设上，主张以“行仁政”、“固根本”来应对信任危机，并建议维持对洪承畴等人的既定评价，以免动摇政权基础。但这在满臣听来，不免有“和稀泥”、甚至“偏袒汉人”之嫌。
康熙的目光缓缓扫过众臣，将每个人的反应尽收眼底。愤怒的满臣，谨慎的汉臣，激进的武将，持重的文官……他知道，天幕这番言论，已经像一把淬毒的楔子，打进了大清统治集团的核心，引发了深层的恐惧和分歧。
“够了。”康熙终于开口，声音依旧沙哑，但恢复了一丝帝王的威严与冷峻，“天幕妖言，耸人听闻，朕自有圣裁。然其中警示，不可不察。”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道：“第一，所谓‘可萨’、‘犹太’、‘羯胡’关联之说，荒诞绝伦，实属无稽之谈。我大清爱新觉罗氏，源出长白，世受明封，乃华夏藩属，后因明朝无道，天命所归，方入主中原，此乃煌煌正史，不容篡改。传朕旨意，凡有此等谣言流传，各该地方官需立即严查究办，首要造谣者，凌迟处死，家属为奴；传谣者，视情节轻重，或斩或流。各级官员、学政、教谕，需明发告示，以正视听。但不得因言获罪，滥及无辜，尤不得以此为由，刻意制造满汉紧张，违者重处。” 这是定调，坚决否定荒诞血统论，但要求控制打击面，防止扩大化。
“第二，关于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等人之功过。彼等在前明为臣，不能尽忠守节，确有其失。然其归顺我朝后，于平定乱逆、安抚地方、推进一统，不无微劳。此乃事实。朝廷论功行赏，录用效力，亦是常情。后世如何评说，是其后世之事。然我朝当下，不必因后世之谬论，而遽改已成之论，徒乱典章，反生事端。然则，”康熙话锋一转，目光锐利，“自今而后，凡朝廷旌表、史馆立传、地方建祠，涉及此类人物，需更加审慎，重在述其事实，不必过于褒扬其‘择主’、‘顺应’之辞，尤不可有‘民族英雄’等僭越之比。礼部、国史馆，需依此精神，重新核查相关记述。”
这是折中策略，既不轻易否定既定评价（以免动摇政权基础和对降臣的示范效应），但要求淡化敏感表述，尤其禁止将其拔高到与岳飞等抗衡的“民族英雄”地位，算是间接回应了后世争议。
“第三，岳飞、文天祥，忠义贯日，气节千秋，乃人臣之楷模，华夏之魂魄。其抗金、抗元，乃是各为其主，尽忠守节。我朝崇儒重道，表彰忠义，对此等前代忠烈，自当敬重。其‘民族英雄’之誉，深入人心，岂容后世宵小妄加贬损？传旨礼部，各地岳飞庙、文天祥祠，需加意保护，春秋致祭，不可废弛。科考策论，可引其为忠义之例，然需注意引导，重在褒扬其忠君爱国之精神，而非煽动华夷对立之情绪。” 这是明确表态，肯定岳飞、文天祥的崇高地位，将其纳入清朝认可的“忠义”价值体系，既安抚汉人士民，又试图剥离其中的“反清”色彩。
“第四，亦是根本。”康熙的声音提高，带着不容置疑的决心，“李光地所言甚是，治国在德。朕自今日起，将更加勤政爱民。重申永不加赋之祖训，严查各地摊派火耗。继续蠲免受灾地区钱粮。加大力度整顿吏治，无论满汉，贪墨渎职者，严惩不贷。进一步规范科举，确保公平取士。满汉官员，一视同仁，唯才是举。八旗子弟，需勤习骑射，攻读诗书，严禁奢靡游惰，有能力的，同样可参与科举，出任地方，与汉员一体考核。务必使天下臣民，无论满汉，皆能感受到朝廷之公、皇上之仁，共享太平之福，则一切虚妄恶言，自然如冰雪消融，无由滋生。”
康熙的最后一点，是回归他最根本的统治理念：以实际政绩和相对公平的治理，来巩固政权合法性，化解潜在矛盾。这是他目前能想到的、应对天幕揭示的信任危机和认同危机的最实际办法。
“众卿，可听明白了？”康熙目光如电，扫视群臣。
“臣等谨遵圣谕！”众人齐声应道，但神色各异。满臣中仍有不甘，汉臣中亦有深思。康熙知道，这道伤口已经撕开，愈合需要时间，更需要他坚定不移地推行既定的“仁政”与“融合”之策，同时警惕任何试图利用此事煽动对立的苗头。今夜的天幕，将“历史叙事权”的斗争，血淋淋地摆在了他的面前。他不仅要治理当下的江山，还要为爱新觉罗氏的“身后名”而战，而这战场，就在民心与史笔之间。
南京，洪武朝。
奉天殿前，朱元璋听完天幕关于后世“清史专家”为洪承畴、尚可喜翻案，以及那套“可萨-满清-犹太资本”的惊人“推测”，他脸上的表情从最初的暴怒，逐渐化为一种近乎凝固的、令人胆寒的冷笑。
“好啊，好啊！”朱元璋的声音不高，却字字如铁钉般砸在地上，“咱算是开了眼了！洪承畴、尚可喜、吴三桂……这些背主求荣、引狼入室的狗东西，在后世，倒成了‘民族英雄’了？还要给秦桧翻案不成？！呸！什么‘认清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