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紧迫的，是重振八旗。不仅仅是军事训练，更要从根本上解决旗人的生计和出路问题。不能让他们仅仅依靠朝廷供养，成为“坐吃皇粮专拉仇恨的庸人”。必须想办法让旗人自食其力，学习技艺，参与生产，甚至通过科举入仕，与汉人士子公平竞争。但这又谈何容易？多少旗人早已习惯了不劳而获的生活。
还有，如何从根本上消弭满汉之间的隔阂与潜在仇恨？光靠推崇儒学、开科取士够吗？是否需要更深刻的文化融合政策？是否需要重新审视和调整一些明显带有民族歧视色彩的法律和政策（虽然康熙自己可能并不完全认为那是歧视）？
康熙的思绪纷乱如麻，各种利弊权衡、现实阻力、长远考量在脑海中激烈碰撞。他知道，明天的太和殿朝议，必将是一场风暴。满臣、汉臣、宗室、八旗都统……各方势力盘根错节，利益交织。他抛出“满汉一体、八旗生计、长治久安”的议题，就是要听听各方的声音，也要看看哪些人固步自封，哪些人有远见卓识。
这一夜，养心殿的烛光亮了很久。康熙皇帝玄烨，这位统治着庞大帝国、正值壮年的君主，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了自己王朝未来可能坠入的深渊，也第一次如此深刻地反思自己统治的根基与隐患。天幕带来的，不仅是关于外敌的警示，更是关于内部治理、民族关系、制度兴衰的终极拷问。他必须找到答案，为了爱新觉罗氏的江山，也为了这片土地上所有生灵的安宁。
南京，洪武朝。
奉天殿前，朱元璋伫立在夜色中，如同一尊沉默的铁像。天幕上流淌的鲜血与屠杀，让这位以铁腕和刚猛着称的开国皇帝，脸上露出了极其复杂的神色。
最初看到“满清政权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杀戮更甚……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时，朱元璋的眼中爆发出骇人的寒光，拳头捏得咯咯作响。“胡虏！果然是胡虏！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入我中原，竟行此等暴虐之事！该杀！该杀！”他对于异族入主中原本就极度反感，听到这些屠杀，更是怒火中烧。
然而，当天幕揭示太平天国时期，“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洪秀全、杨秀清对满清旗人进行报复性屠杀，“惟满洲城，杀戮再惨，男妇幼孩，不留一人”，“杀戮满人，寸草不留”，以及杭州八旗自焚、江宁数万旗人被屠、秦淮河为之染臭时，朱元璋脸上的愤怒渐渐被一种深沉的、近乎冷酷的凝重所取代。
他看到了仇恨的循环。满清入关屠杀汉人，两百多年后，汉人起义反过来屠杀满人。血腥报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满城……刻意制造民族割裂……养尊处优的旗人，逐渐成为坐吃皇粮专拉仇恨的庸人……”朱元璋低声重复，嘴角扯出一丝冰冷的弧度，“嘿，这满清皇帝，倒是打得好算盘！把自个儿的兵和家眷圈起来，高高在上，吃皇粮，拉仇恨……可这高墙，挡得住刀枪，挡得住人心吗？等到墙倒的时候，就是灭门绝户的时候！”
作为底层出身、深知民间疾苦的皇帝，朱元璋对特权阶层有着本能的警惕和厌恶。元朝的种族等级制度（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曾让汉人百姓备受压迫，他对此深恶痛绝。如今看到满清搞出类似的“满城”隔离，他立刻明白了其用意和必然的后果——积累仇恨，最终反噬自身。
“八旗军衰落，面对太平军不堪一击，湘军、楚军、淮军等汉人乡勇才得以兴起。”看到这里，朱元璋冷哼一声，“果然，靠别人养的兵，就是不行！还得是咱的卫所制，寓兵于农，自给自足！不过……这湘军淮军，虽是汉人，但听调不听宣，尾大不掉，怕也不是朝廷之福。”他敏锐地察觉到了地方汉人武装崛起对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
当看到太平军屠满的具体细节，尤其是“老人小孩都登上城楼，妇女们为军队运送物资，所有人都拿起武器准备战斗”，以及城破后数万旗人无论老幼妇孺皆被屠戮时，朱元璋沉默了。战争的残酷，他比谁都清楚。但这种针对特定族群的、不分青红皂白的屠杀，仍然让他感到一种生理上的不适。他是残酷的，对贪官污吏动辄剥皮实草，对政敌也毫不手软，但他同样重视秩序，重视“华夷之辨”下的“教化”。这种赤裸裸的种族灭绝式报复，超出了他理解的“平定叛乱”范畴。
“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朱元璋咀嚼着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本身，他并不反对，甚至觉得提气。他建立大明，推翻蒙元，本身就有“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色彩。但将这个口号极端化，导向对特定族群的无差别屠杀，这让他警惕。
“标儿，老四，你们都看清楚了？”朱元璋转过身，目光扫过肃立的朱标和朱棣，以及身后屏息凝神的文武百官，他的声音在夜风中显得格外冷硬，“这就是胡人治国的下场！一开始靠杀人立威，搞隔离，搞特权，自以为能坐稳江山。结果呢？仇恨埋下了，自个儿的子弟兵也养废了。等到天下有变，当初杀人的，就要被人杀回来！连老婆孩子都保不住！”
朱标面色沉重，躬身道：“父皇，天幕所示，惨烈至极。满清以异族入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