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国……世仇……”朱棣缓缓开口，声音带着金属般的质感，“朕之下西洋，船队纵横南洋、印度洋，乃至远达非洲，却未曾想，卧榻之侧，早有豺狼窥伺，其祸之烈，竟至于斯！”
他走到巨大的海图前，手指点在日本列岛的位置：“此蕞尔小邦，资源匮乏，灾害频仍，故其求生之欲、扩张之念，格外炽烈。其‘大陆政策’，乃其生存本能所驱，亦是其取死之道！欲以蛇吞象，何其狂妄！然其能屡败屡起，至后世竟能重创我华夏，足见其韧性与危险。”
“姚师所言甚是，倭人‘畏威而不怀德’。白江口之败，使其恭顺数百年；万历之挫，使其蛰伏三百年；然其一旦得势，便凶相毕露，变本加厉！故对倭之策，怀柔无用，唯有始终保持强大威慑，并寻机予以重创，方是正理。”
朱棣转过身，目光灼灼：“传朕旨意！”
“其一，命兵部、五军都督府，重新评估海防战略。倭国威胁，提升至与北元同等，乃至更高层级。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卫所水寨，全面核查整顿，汰弱留强，增补战船火器，加强操练。尤其要防范倭寇以商船、渔船为掩护，渗透侦察。”
“其二，工部、军器局，集中能工巧匠，参照西洋宝船及现有战船制式，研制专为海战、尤其为应对未来可能出现之倭寇新式舰船之火炮战船。火力、航速、防护，皆需精益求精。经费由内帑与太仓库共同支应。”
“其三，加强水师远洋作战训练。不仅要能近海防御，更要具备跨海投送、海上决战之能力。目标，是有朝一日，我大明水师能直捣倭国巢穴！”
“其四，对朝鲜，重申宗藩之谊，加强军事协作。可派遣军官助其训练军队，更新装备，共同勘察沿海防务。务必使朝鲜成为抵御倭寇之坚固屏障，绝不容有失。”
“其五，严密监控对日贸易。现有之勘合贸易，需加强管理，限制规模，严禁输出铁器、火药、造船、航海等关键技术及物资。对日使来朝，亦需加强监视，严防其窥探我虚实。”
“其六，”朱棣看向姚广孝和夏原吉，“命翰林院、行人司，广泛搜集倭国情报，包括其国内政局、家族势力、军备状况、风土人情，尤其注意其是否有‘南侵’（指向东南亚）或‘北进’（指向朝鲜、大明）之议论动向。编撰成册，朕要亲阅。”
朱棣的应对，是在承认日本为重大战略威胁的基础上，进行系统性的、着眼于长远的战略调整。他加强海防、发展水师、研制新式战舰、密切与朝鲜关系、限制对日技术输出、加强情报搜集，目标明确：提升自身实力，形成有效威慑，并为未来可能的跨海打击做准备。其策略比朱元璋少了几分情绪化的仇恨，多了几分冷静务实的战略规划，但核心都是“强兵慑倭”。
深宫，万历皇帝被天幕内容从醉意中惊醒，尤其是看到“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割让台湾……赔偿二亿三千万两”时，他惊得从榻上坐起，酒醒了大半。
“倭寇……竟能败我大清水师？割我台湾？索款二亿三千万两？”万历喃喃自语，脸上满是难以置信。在他印象中，倭寇不过是疥癣之疾，虽有万历朝鲜之役，但最终被大明击退。怎么到了后世，竟能如此重创大清？甚至酿成“十四年抗战”、“三千五百万”的惨剧？
一种混合着荒诞、恐惧和隐隐后怕的情绪攫住了他。他想起自己当年对援朝战事的犹豫，对军费开支的吝啬，对朝政的怠惰……如果当时大明败了，是不是倭寇就会长驱直入？是不是……也会有大明的“甲午”？
“张鲸，张鲸！”万历的声音有些发颤，“现在……现在倭国情形如何？可有异动？沿海水师……还堪用吗？”
张鲸忙道：“皇爷息怒。眼下倭国正值德川幕府时期，施行锁国令，与我朝仅有少量勘合贸易，并无大规模侵扰之举。沿海水师……承平日久，战备或有松弛，但镇守一方，应无大碍。”
“应无大碍？”万历烦躁地挥手，“天幕都说了，倭寇亡我之心不死！现在没事，将来呢？德川幕府之后呢？那什么明治维新，不就又野心勃勃了吗？‘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听听！这是安心锁国的样子吗？”
他在地上来回踱步，肥胖的身体显得有些笨拙：“不行……得防着点。传旨……嗯，让兵部议一议，加强一下沿海防务，水师也操练操练。还有，那个……跟倭国的贸易，再收紧点，别让他们偷学了什么去。朝鲜那边，也关照一下，毕竟是藩篱……”
万历的应对，是典型的“惊醒后”的敷衍式反应。他意识到了威胁，感到后怕，但长期的怠政和享乐，使他缺乏真正改革图强的决心和行动力。他的“加强防务”、“操练水师”、“收紧贸易”，很可能流于形式，难以产生实质效果。但这点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