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幕上首先浮现的，是四十个铁画银钩、力透纸背的大字：
“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重末节而轻廉耻，畏威而不怀德，强必盗寇，弱必卑伏。”
康熙低声念出，眉头紧锁。这四十字，犀利如刀，精准狠辣，直指一个民族的“先天缺陷”与“变态的民族性格”。虽未明言，但结合上下文“小本子”、“孤悬海外”、“弹丸之地”、“吞象之心”，所指为何，昭然若揭——倭国，日本。
“左文襄公……”康熙迅速在记忆中搜寻。左文襄，应是后世之人，能作出如此总结，必是对倭国有极深了解，且饱含警惕甚至敌意。这四十字评语，与他所知倭人形象，竟有几分贴合。倭人表面恭顺有礼（知小礼），但行事往往出尔反尔，缺乏信义（无大义）；注重形式细节（拘小节），却常行卑劣之事（无大德）；看似重视礼仪规矩（重末节），实则寡廉鲜耻（轻廉耻）；畏惧强大武力（畏威），却不懂感恩怀德（不怀德）；一旦强大必然劫掠侵略（强必盗寇），一旦弱小立刻卑躬屈膝（弱必卑伏）。短短四十字，将倭人秉性刻画得入木三分。
接着，光幕阐述了倭国特殊的地缘环境（孤悬海外，资源匮乏，灾害频发）与其“大陆政策”的野心（幻想以大陆为基，占领东亚，主宰世界），并明确指出：“中日之间的矛盾并非偶然，而是你存我死亡的争斗，更是不共戴天的世仇。” “国虽大，忘战必危”。倭国“贼性不改，亡我之心不死，且用心险恶，手段卑劣”，必须“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切勿重蹈历史覆辙”。
康熙的背脊微微挺直，目光锐利起来。作为统治庞大帝国的君主，他对周边局势有着天然的敏感。东北的罗刹（俄罗斯）是他心头大患，东南的台湾郑氏虽已平定，但海疆仍需警惕。至于倭国，自明末倭寇之乱后，似乎消停了许多，朝贡往来也算恭顺。但天幕此言，将倭国提升到了“不共戴天之世仇”、“亡我之心不死”的高度，并警告“忘战必危”。这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一衣带水的邻邦。
随后，天幕开始回顾“中日历史上的几次重要战争”。
第一次：白江口之战（唐朝，唐高宗年间）。
看到倭国（此时称日本）怂恿百济进攻新罗，并在百济灭亡后多次派兵干预，企图与大唐对抗，最终在白江口被唐军以少胜多，四百余艘战船焚毁，全军覆没，康熙微微颔首。此事他知晓，大唐军威之盛，足以震慑四夷。倭国战败后，“深深惧怕唐朝出兵本土，主动与唐朝修好，多次派使者前来学习文化与制度”。这正是“畏威”的体现。此战奠定了此后近千年东亚的秩序，倭国不敢西顾。
第二次：元世祖三次征伐日本（元朝，忽必烈时期）。
看到忽必烈因倭国不臣而兴兵讨伐，康熙心情复杂。元朝虽非汉人正统，但毕竟是入主中原的王朝。两次征日皆因台风（倭人所谓“神风”）而失败，第三次因故搁浅。虽未成功，但“强大的蒙古军队让小本子心有余悸。此后的一百多年里，小本子再也不敢轻易挑衅中原”。这再次印证了“畏威”之说。同时，康熙也注意到，倭国面对强权时的顽固不臣（拒绝忽必烈诏令），以及其侥幸（台风）带来的历史记忆，或许会助长其狂妄。
第三次：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之战（明朝，万历年间）。
看到“丰臣秀吉在统一小本子后，野心膨胀，妄想征服中国。他曾放言：‘先取朝鲜，再窥中华，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志向。’” 康熙的目光骤然冰冷。倭国统一后，野心立刻膨胀，直接剑指大明，且明确以朝鲜为跳板。这与天幕开头分析的“大陆政策”完全吻合。虽然明朝两次援朝，最终击退倭寇，但过程艰辛，耗费巨大。此战让倭国“意识到自身国力不足以与明朝抗衡”，转而采取“友好政策”，直至明治维新。康熙从中看到的是：倭国的侵略野心是根深蒂固的，其“友好”只是实力不足时的蛰伏。一旦其内部统一、国力增强，侵略的獠牙便会再次露出。而明治天皇“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纲领，更是将其扩张野心定为国策。
第四次：甲午战争（清朝，光绪年间）。
看到“世界第七，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割让台湾”、“赔偿白银2亿3千万两”，康熙的呼吸为之一窒，拳头不由自主地握紧。虽然天幕未详述过程，但“甲午战争”四字，结合之前天幕揭示的“龙兴之地”大片割让、旅顺大屠杀等，他已能想象那是一场何等惨痛的失败。尤其令他刺痛的是，这场失败的对象，正是那个被大唐、大明击败后“学习”中华文化的倭国！天幕指出，此战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