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广孝赞道：“陛下圣明。以开放之心，察内外之变，方可持盈保泰。”
朱棣又将目光转回光幕关于清朝政策的描述，脸上露出毫不掩饰的鄙夷和冷意。
“圈地为牧，投人为奴，缉逃如猎……此非治国，实乃纵兵为匪，视民为畜！”朱棣的声音冰冷，“将已然出现的雇佣自由之工匠、佃农，重新打为贱籍奴仆，此确系开倒车无疑。满洲僻处一隅，不谙治道，只知劫掠奴役，以此立国，纵能逞凶一时，其国基必不正，民心必不服。所谓‘奴才思维’，正是其统治本质之暴露。以鞭挞驯服代替教化归心，以人身禁锢代替生业安堵，此乃最低等之统治术，与蒙元初入中原时之行径无异，甚至更为酷烈露骨。”
他看向太子朱高炽和户部尚书夏原吉：“我大明断不可如此。江南机户、商贾，只要安分纳粮完税，便应保护其生业。至于雇工，自愿受雇，按值取酬，官府不必过多干涉，只需确保无欺行霸市、盘剥过甚即可。对佃农，需保障其永佃之权，严禁地主擅杀、私刑。此乃安定人心、繁荣市面之根本。农固为本，然工、商亦不可废。二者得当，则国用自足。”
夏原吉躬身道：“臣谨记陛下教诲。然江南赋重，百姓已有不堪之言。或可于苏松等富庶之地，试行‘一条鞭法’之类，简化税则，减轻杂役，使民得专心生业，或可助长那‘萌芽’亦未可知。”
朱棣不置可否，但显然听进去了。他对经济事务的务实态度，因天幕的对比而更加明确。保护现有经济活力，避免清朝式的倒退，同时警惕可能动摇统治基础的新思想，并加强对外的了解，构成了他此刻的政策思路。他对“资本主义萌芽”本身并无清晰概念，但他本能地认识到，保护一种能带来财富和就业的经济活动形式，比毁灭它更符合朝廷利益。至于那种经济活动未来会导向何方，此刻的永乐皇帝，还无法预见，也无意深究。他关注的，是现实的统治稳固与国力强盛。
深宫，万历皇帝从宿醉中醒来，头痛欲裂。当值太监小心翼翼地禀报了天幕再现及内容概要。万历揉着太阳穴，不耐烦地听着，起初浑不在意，但当听到“苏州吴江施复……几十张织机……雇佣成百工人”、“市上牙行千百余家……商贾蜂攒蚁集”时，他昏沉的脑子稍微清醒了一些。
“这么热闹？” 万历嘀咕道，“看来江南确实有钱。矿税……或许可以再想想办法？” 他本能地联想到自己的小金库。光幕描述的江南商业繁荣，让他对征收更多商税、矿税的心思又活络起来。至于什么“资本主义萌芽”，他完全不懂，也不关心。
接着听到李贽的思想，什么“小政府”、“君王服务百姓”、“人人平等”、“男女平权”，万历嗤之以鼻，嘟囔道：“疯子。该杀。” 便不再留意。
然而，当听到清朝“圈地令”、“投充法”、“逃人法”的描述，尤其是“妻孥丑者携去”、“旗下仆婢往往轻生”、“逃人三次绞，窝藏者斩”时，万历的酒意彻底醒了，一股凉气从脚底升起。
“这……这建奴，如此酷烈？” 万历脸色发白。他虽然怠政，虽然敛财，但自认对百姓还算“宽仁”，至少没有这样系统性地将百姓土地财产夺走，将人变为可随意处置的奴隶。他加征的“三饷”虽然逼得民不聊生，但那毕竟还打着“朝廷正用”的旗号，是税收（尽管是恶税），而非赤裸裸的抢劫和人身奴役。看到清朝的作为，他竟隐隐觉得，自己好像……还没那么坏？
这个认知让他心情复杂。一方面，有点莫名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则是更深的恐惧：如果大明朝真的亡了，接替的就是这样的政权？他朱家的子孙，他治下的百姓，就要过这种日子？被夺走一切，变成奴才，动辄得咎，性命操于人手？
“主子……奴才……雷霆雨露都是天恩……” 万历咀嚼着这些词，感到一阵恶心和窒息。他固然喜欢臣子恭顺，但将这种关系极端化、普遍化到如此地步，将所有人变成“奴才”，这皇帝当得，还有什么意思？岂不是也成了某种更大家长的“奴才头子”？而且，这样的江山，能坐得稳吗？百姓被逼到绝路，不会造反吗？
他想起各地频发的民变，想起辽东越来越棘手的建州女真。如果……如果大明的百姓，将来也要面临“圈地”、“投充”的命运，那他们现在的反抗，是不是还算温和？
“张鲸！” 万历忽然高声叫道。
“奴婢在。”
“去……去把最近关于辽东建州卫，还有陕西民变的奏报，再给朕拿来瞧瞧。” 万历的声音有些虚弱，但带着一丝罕见的认真，“还有，江南今年丝绸、棉布的税课，也一并报来。”
他依然不想上朝，不想面对那群聒噪的大臣。但天幕描述的清朝景象，像一剂猛药，刺激了他麻木的神经。他需要重新评估一下，他身下的这个帝国，到底烂到了什么程度，以及，如果真的烂到底，会面临怎样可怕的下场。或许，在彻底醉生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