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对大宋思想界冲击最大的，莫过于来自古希腊的，那套体系化的自然哲学和数学知识。
托勒密的“地心说”，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这些理论，虽然在苏云看来，大多已经过时甚至充满谬误，但它们严谨的逻辑体系和公理化的推演方式，却给习惯了“格物致知”、注重经验总结的大宋学者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撼。
一时间，流求华夏大学，这个大宋最高学术殿堂，成为了思想碰撞最激烈的前沿阵地。
大学内部，泾渭分明地分成了两派。
一派，是以陈禹、沈括等务实派学者为首的“本位派”。他们认为，西学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其核心理论，如“地心说”，早已被大宋的天文观测所证伪。亚里士多德那套基于思辨的物理学，更是错漏百出，远不如大宋格物学基于实验得出的结论来得可靠。
因此，他们主张，对西学，应当抱着批判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根本，还是要立足于我华夏自己的格物体系。
“荒谬！简直是荒谬！”陈禹在一场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毫不客气地抨击道，“亚里士多德说，物体下落的速度，与重量成正比。这种结论，连最简单的实验都通不过！我们随便找个铁球和木球，从高塔上扔下去，结果一目了然！这种闭门造车得出的所谓‘学问’，有何价值可言？”
而另一派，则是以一些年轻的、深受逻辑学影响的学者为首的“融汇派”。他们的领军人物，是当年那个因探讨“君权民授”而引发风波的张衡之。
经过几年的沉淀，张衡之变得更加成熟和理性。他认为，大宋的格物学，虽然在具体应用和实验数据上领先，但在基础理论的构建和体系的完整性上，却远不如西学。
“陈师此言差矣！”张衡之站起来，反驳道，“我们不能因为西学在某些具体结论上的错误，就全盘否定它的价值。我们应当看到的，是它背后那套严谨的、从公理出发，通过逻辑推演出整个知识大厦的思维方式！这正是我大宋格物学所欠缺的！”
他举起手中的一本《几何原本》的译本：“诸位请看，这本书，从几个最简单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竟然推导出了数百条几何定理！环环相扣，无懈可击！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学习吗？我们的格物学，就像是收集了无数珍贵的珍珠，却没有一根线，能将它们串成一串美丽的项链。而西学，恰恰为我们提供了这根‘线’！”
两派的争论，异常激烈，甚至从学术探讨，演变成了意气之争。
“本位派”指责“融汇派”是崇洋媚外，数典忘祖。
“融汇派”则反讥“本位派”是固步自封，夜郎自大。
这场学术之争，很快就超出了大学的范畴，引起了朝野上下的广泛关注。一些保守派的官员，更是借机发难，上书皇帝，称“西学乃蛮夷之学，蛊惑人心，动摇国本”，请求朝廷下令，禁止西学传播，并将张衡之等人，革职查办。
一时间，华夏大学，这个苏云一手创立的科学圣地，竟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危机。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苏云，这位华夏大学的永远名誉校长，亲自出面，主持了一场最高级别的学术研讨会。
研讨会的地点，就在大学的大礼堂。陈禹和张衡之，作为两派的代表，坐在主席台的两侧。台下，坐满了大学的师生，以及从京城赶来的朝廷大员。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个坐在正中间的，看似普通，却足以影响整个大宋走向的男人身上。
“今天，请大家来，不是为了吵架，也不是为了分个谁对谁错。”苏云的开场白，简单而直接，“而是为了探讨一个问题：真理，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去探寻真理？”
他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将问题，引向了更深的哲学层面。
“陈禹，”他看向自己的得意弟子，“你说，亚里士多德是错的。那你告诉我，我们该如何证明他是错的？”
“实验！”陈禹不假思索地答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从高塔上，将两个不同重量的球扔下去，看谁先落地，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说得好。”苏云点了点头，又转向张衡之，“衡之，你说，欧几里得是对的。那你又如何证明，他的那些公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张衡之沉思片刻，答道：“太傅，欧几里得的公理，之所以是公理，就在于它‘不证自明’。比如‘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共识，是逻辑的起点，无需证明。”
“哦？是吗？”苏云微微一笑，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问题，“那如果，我们画线的这张‘纸’，本身不是平的，而是一个球面呢？在球面上，连接两点的最短距离，还是一条直线吗？”
这个问题一出，全场皆静。
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