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很简陋，就画了几种符号：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外加圆圈、三角。旁边标注着：“伍长一杠，什长二杠，队正三杠。队正以上，另议。”
王五看了草图，琢磨半晌：“这是……仿边军的把总、千总？”
“不全是。”李根柱指着草图，“边军那套，太重资历，太看关系。咱们这套，就看两条：战功、识字。”
“识字也算？”孙寡妇刚巡营回来，凑过来看。
“算。”李根柱点头，“一个什长，要带十个人。不识字，怎么记名册？怎么算粮饷？怎么传达军令？”
孙寡妇想了想：“有理。”
军衔制的草案在军政司会议上公布时，果然引起了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识字”这条。
“打仗拼命的人，还得会写字？”战兵队的老资格们不乐意，“这不寒了兄弟们的心？”
李凌站起来解释：“诸位，不是要大家当秀才。只是最基本的——能认自己名字，能看懂简单军令，能记十个人的名册。这很难吗？”
底下有人小声说：“难……”
“那就学！”孙寡妇一拍桌子，“我都能学会，你们学不会？”
众人不吭声了。
李根柱最后拍板：“试行三个月。各队按新规评定，合格者授衔，发衔牌。不合格者，暂代其职，限期改进。”
衔牌是用竹片做的，巴掌大小，上面刻着衔级和姓名。伍长刻一道杠，什长两道杠，队正三道杠。背面刻着“星火营”三个字，盖着军政司的小印。
制作衔牌的任务交给了周木匠的工房。老木匠带着徒弟们，日夜赶工。先锯竹，再刨平，刻字，上桐油。干了之后，黄澄澄的，挂脖子上或系在胳膊上，还挺像回事。
第一批授衔的，是经过考核的队长们。
授衔仪式很简单，就在讲武堂前。李根柱亲手把衔牌发给每个人。
马向前拿到“什长”衔牌时，手有点抖——竹片不重，但他觉得沉甸甸的。背面刻着他的名字，正面两道深深的刻痕。
“马什长，”李根柱说，“带好你那十个人。”
“是！”马向前立正，把衔牌仔细系在左臂上。
刘大锤也通过了考核，认了五百字，拿到了“伍长”衔牌。他系牌子的动作粗手粗脚，但系好后，偷偷摸了好几遍。
最引人注目的是孙寡妇的衔牌——她是唯一的“营正”，衔牌比别人的大一圈，上面刻着交叉的刀剑图案，下面三道粗杠。
她接过牌子，没系，直接揣怀里了。
“咋不戴上？”有人问。
“打仗时碍事。”她说，“知道我是营正就行。”
授衔之后，变化慢慢显现。
首先是称呼变了。以前都叫“刘队长”、“马队长”，现在开始有人叫“刘伍长”、“马什长”。起初别扭，叫顺了之后，竟有种莫名的秩序感。
其次是权限清楚了。什长能管十人，有权决定小队训练内容；伍长辅助什长，专管五人小组。队正（目前只有孙寡妇和王五）能调动全队，批三日内的口粮。
最妙的是责任明晰了。以前出事，找队长；现在出事，按军衔一级级找——伍长解决不了的报什长，什长解决不了的报队正。层层负责，谁也不推诿。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有个老队员，战功不少，但死活学不会识字。考核三次不过，只能当普通兵。他想不通，找孙寡妇诉苦：“孙营正，俺跟着您从黑风岭杀出来的，身上三道疤！现在不如个新兵蛋子？”
孙寡妇问他：“让你带十个人，你能记住他们名字不？”
“能啊！”
“写出来我看看。”
老队员憋红了脸——他会认名字，但写不全。
“不是不认你的战功。”孙寡妇说，“可你要当什长，就得会写文书、记名册。不然发饷时有人冒领，你都不知道；军令传错了，要掉脑袋的。”
她拿出自己的石板，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字：“我比你多认几个字？也就是多熬了几夜。回去学，下月考过了，我给你授衔。”
老队员咬着牙，真回去学了。
另一个问题是“衔高职低”——有个新投奔的书生，识字多，但没战功。按规矩只能当文书，可他不服气：“我识字比他们都多，为何不能带兵？”
李根柱亲自跟他谈：“带兵不是教书。战场上刀砍过来，你认字多有用吗？先跟着小队出操、巡逻，攒够战功再说。”
那书生还真去了。半个月下来，晒脱了皮，手上磨出了泡，但咬牙坚持。他说：“我要让大伙看看，认字的人也能打仗。”
三个月试行期满，军政司做了总结。
全营八百战兵，授衔情况如下： 营正二人（孙寡妇、王五），队正暂缺，什长四十二人，伍长八十五人。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