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参将是最后一个走出山口的。他骑在马上——那是仅剩的十几匹战马之一，瘦得肋骨分明，马背上的鞍鞯磨破了皮，露出底下发黑的棉絮。
他勒住马，回头看了一眼。
身后是茫茫群山，在晨雾中若隐若现，他带着五百精锐进去时，那些山在他眼里不过是些土丘，那些“贼军”不过是群待宰的羔羊。
现在呢？
五百人出来，清点人数：二百八十七。少了二百一十三人。其中战死三十七，伤重不治十九，逃跑失踪一百五十七——这“失踪”里有多少是真跑、多少是投了贼，天知道。
粮草全没了，兵器丢了一半，盔甲……大部分士兵为了轻装逃命，早把铁甲扔山里了。现在这支队伍，与其说是边军，不如说是难民。
副将郑广元骑马跟上来：“大人，该走了。此地不宜久留。”
杨参将没动，他盯着山口看了很久，忽然问：“广元，你说李根柱此刻在干什么？”
郑广元心里一跳，面上不动声色：“应是……在庆功吧。”
“庆功……”杨参将喃喃重复，“是啊，该庆功。五百边军，被他八百泥腿子打跑了，是该庆功。”
他顿了顿，声音很低，像对自己说：“但你知道吗，广元，我现在不恨他。”
郑广元一愣。
“我恨的是……”杨参将抬头看天，“是这世道。是那些坐在府城里，一边喝着茶一边催我剿匪的大人们。是他们把百姓逼反了，却要咱们这些当兵的来收拾。”
这话说得很危险，但郑广元没接。
杨参将又沉默了一会儿，终于调转马头：“走吧。回府城……请罪。”
队伍缓缓移动，像一条垂死的蛇，在晨光里拖着长长的影子。
而此刻，山口内三里处的山坡上，李根柱确实在“看”。
不是庆功，是目送。
他站在一块凸出的岩石上，身边是孙寡妇、王五、侯七，还有几十个队长。所有人都看着官军远去的背影，没人说话。
“就这么放他们走了？”终于有人开口，是马向前，“咱们死了那么多兄弟……”
“不然呢？”孙寡妇反问，“追出去？在平地上跟边军骑兵硬拼？”
马向前不说话了。
李根柱放下望远镜，对众人说：“这一仗，咱们赢了。但赢的不是杀了多少人，是让官军知道——北山，他们进不来了。”
他转身，看着身后的群山：“从今天起，这片山，是咱们的了。”
这话说得很轻，但落在每个人心里，很重。
是啊，这片山。从李家坳到黑风岭，从黑风岭到无名谷。现在连边军都打退了。
这片山，真是他们的了。
“回谷。”李根柱说，“有好多事要做。”
确实有很多事要做。
第一件事是清理战场。
官军撤得仓促，留下了不少东西：破损的盔甲、折断的兵器、丢弃的粮袋、还有十几匹死马。
孙寡妇带人收拾，能用的修修补补，不能用的回炉重造。死马剥皮割肉，虽然瘦，但好歹是肉。马皮硝制了能做靴子，马骨熬汤能给伤员补钙。
第二件事是统计伤亡。
这一场围剿，从杨参将进山到撤军，历时二十八天。星火营方面：阵亡四十三人，重伤残废二十七人，轻伤不计。其中黑风岭血战死了十九个，无名谷保卫战死了七个，游击骚扰死了十七个。
“四十三……”李根柱看着名单，沉默了很久，“厚葬。抚恤金加倍。”
“队长，”陈元提醒，“咱们的存银……”
“我知道不够。”李根柱说，“先欠着。记在账上，等咱们有了，加倍还。”
第三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论功行赏。
这仗能打赢，靠的不是一个人。有孙寡妇带人烧粮，有王五指挥骚扰，有侯七的斥候队传递情报，有郑广元这个“内应”，还有每一个埋伏、放箭、推石头的队员。
更要紧的是——有那两千多老弱妇孺成功转移，让杨参将始终找不到主力。
“功劳要分清楚。”李根柱在议事堂说，“该赏的赏，该升的升。但有一条——不许争功，不许抢功。”
赏格定下来了：阵亡者，抚恤银二十两，免家赋五年。重伤残废者，按月发口粮，安排轻活。立功者，按功大小赏银、赏粮、或升职。
孙寡妇升任“前军统制”，统领所有战兵。王五升任“参谋使”，主管军务谋划。侯七升任“斥候都尉”，专司侦察。连马向前都升了小队长，管三十人。
郑广元那边，李根柱单独给了份厚礼：白银五百两，细粮五十石，还有一封信。信上写：“郑将军深明大义，星火营永志不忘。日后若有用处，但凭一言。”
郑广元收到礼时，正在回府城的路上。他看完信，烧了，对亲信说：“这李根柱……是个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