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丝毫犹豫，赵罗当场下达了四道死命令，覆盖沿海所有府县：
第一，全线疏散，坚壁清野。
浙江、福建、广东沿海所有渔村、码头、小镇的百姓，三日内全部向内陆山区疏散，所有粮食、草料、木材、铁器等战略物资尽数转移，不留一粒米、一块木、一艘船给荷兰人；沿海房屋尽数焚毁或拆毁，让荷兰人登陆后无粮可吃、无屋可住、无物可抢。
第二，船只入港，水雷锁海。
沿海所有渔船、商船、小型战船，全部驶入内河隐蔽港口，凿冰堵口，严加看守；渔民民兵全员出动，将军工基地赶制的所有触发式水雷，尽数布设在台州湾、温州湾、长江口等关键航道，形成水雷屏障，逼退荷兰浅海舰船。
第三，底牌隐蔽，绝不暴露。
五挺雷神之锤二型重机枪、八门七三式后装线膛炮，全部隐蔽部署在核心炮台，炮口遮盖，阵地伪装，绝不轻易开火；浮动炮艇全部留在内河船坞，不得驶入外海，绝不能让荷兰人察觉复国军的新式武器底牌。
第四，整军备战，以守待攻。
沿海守备队全员进入阵地，民兵水勇昼夜操练，岸防炮兵死守炮台，没有大帅军令，任何人不得擅自开炮、不得主动出击，一切以隐蔽实力、拖延时间为核心。
军令如山，江南沿海瞬间进入战时紧急状态。
逃亡的百姓、转移的物资、布设水雷的民兵、修筑工事的民夫，在沿海地带汇成一股洪流。哭声、脚步声、号子声交织在一起，隆冬的寒风里，满是生死存亡的沉重。
石塘渔村的惨剧，让赵罗彻底认清：仅凭复国军自身的海防力量，根本无法牵制荷兰舰队。想要拖住敌人，必须借助沿海民间的海上力量——那些常年在东海闯荡、与荷兰人有血海深仇的福建海商、海盗势力。
自郑成功收复台湾后，福建沿海便盘踞着数十支海上武装，他们亦商亦盗，熟悉东海海况，船快人勇，是荷兰人在远东的老牌对手。荷兰垄断南洋航道后，断了这些海商海盗的财路，双方仇深似海，正是复国军可以拉拢的力量。
赵罗当即决定，派遣军情处资深密使陈敬堂为特使，携带少量黄金与枪械，星夜赶赴福建泉州，联络沿海五大海上势力，试图组建一支**“东海海上义军”**，以游击战术袭扰荷兰舰队，牵制其兵力，为复国军争取海防修筑时间。
可陈敬堂抵达福建泉州，与各路海盗、海商头目接触后，才发现这项工作的难度，远超所有人的预料。
福建沿海的海上势力，向来只认利益，不讲道义。
他们在海上厮杀半生，朝不保夕，早已看透了官场的虚伪、权谋的冰冷，对复国军的“复国大义”丝毫不感兴趣。
陈敬堂在泉州港的海上聚义厅内，面对五大头目——海商领袖林承业、海盗魁首蔡七、女海盗首领李三娘等人，阐明复国军的结盟意图，承诺战后开放海上贸易、划分航道利益，可换来的却是满堂的嘲讽与冷漠。
海盗魁首蔡七敞着衣襟，胸口露着刺青，把玩着腰间的弯刀，嗤笑道：“赵大帅要复国，是你们的事。我们在海上讨生活，荷兰人来了，我们躲；复国军来了，我们看。想让我们拿命去拼荷兰人的战舰？可以，拿黄金来，拿快枪来，拿台湾的港口来！没有实打实的好处，空谈大义，骗谁呢？”
女海盗李三娘语气更直接：“陈特使，我们不是你的兵，不会为复国军白白送死。荷兰人的炮舰我们见过，一艘就能掀翻我们十条船。你们连自己的海防都守不住，凭什么让我们相信你们能赢？除非你们先拿出百挺快枪、万两黄金，我们才考虑帮你们袭扰一下荷兰补给船。”
海商领袖林承业虽相对温和，却也态度明确：“复国军如今四面楚歌，荷兰、日本、清廷三面合围，胜算渺茫。我们的商船、船队是全部家当，一旦得罪荷兰人，便会被赶尽杀绝。若无足够的利益与保障，我们绝不会冒此灭顶之灾。”
谈判从清晨持续到深夜，陈敬堂磨破了嘴皮，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却始终无法说服这些海上枭雄。他们眼中只有真金白银、枪械船只，没有家国大义，没有盟友情谊。
而复国军眼下物资奇缺，黄金、枪械、粮食都要优先供给海防与军工，根本拿不出满足海盗们的筹码。
谈判，彻底陷入僵局。
消息传回镇江，赵罗并未感到意外。他太清楚这些海上势力的生存逻辑，在乱世的海洋上，道义是最廉价的东西，利益才是唯一的通行证。
他站在焦山炮台之巅，望着东方漆黑的海面，隆冬的寒风卷起他的披风，如同一尊屹立不倒的雕像。
石塘渔村的炮火还在耳边回响，荷兰人的试探已经打响，福建的海上义军组建艰难，海防的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