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爷手里攥着钱，却没地方花。
年轻时他总说“钱能解决一切问题”，可现在才发现，有些事，钱根本没用。
他想去胡同口的小卖部买袋面粉，可走到半路就喘得不行，只能又慢慢挪回来；好不容易托邻居帮忙买回来，却连把面粉扛到屋里的力气都没有，只能让面粉袋躺在门口，任凭风吹雨淋。
夜里，他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屋里，听着窗外的风声，手里翻着从前记账的本子，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曾经是他的骄傲，如今却成了扎在心上的刺。
他想给儿子们打个电话，说说心里的委屈，可手指在电话按键上按了半天，终究还是把电话挂了——他知道，就算打了，也换不来一句真心的关心。
日子一天天过去，四合院的人渐渐发现，二大爷和三大爷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有人说，二大爷被大儿子接去外地了；也有人说，三大爷跟着女儿去享福了。
可没人知道，二大爷是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没能熬过那场大雪，悄无声息地走了；而三大爷，则是在一个寂静的清晨，再也没能从床上起来。
他们的离开，像投入湖面的石子，只激起了一圈微小的涟漪，很快就被时间抚平，仿佛他们从未在这个四合院里生活过一样。
一九八三年的秋天，风里带着一股子说不出的燥意，刮在脸上像砂纸磨过，把北平城胡同里最后几片顽强的槐树叶卷得漫天飞。
棒梗蹲在看守所的号子里，鼻尖总萦绕着一股霉味混着铁锈的气息，他盯着墙角结的白霜，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墙皮，脑子里反复回响着开庭时法官念出的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那天他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是秦淮茹托人送来的，针脚歪歪扭扭，一看就知道她缝的时候手在抖。
法庭里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当“死刑”两个字砸下来时，棒梗几乎是跳起来的，手铐脚镣在水泥地上拖出刺耳的声响。
“不可能！”
他嘶吼着，声音破得像被扯烂的棉絮。
“我不过是偷了辆自行车，摸了人家兜里的几十块钱，怎么就要吃花生米了？！”
法警按住他的肩膀，力道大得像要把他的骨头捏碎。
棒梗挣扎着扭头，想在旁听席上找到熟悉的脸。
秦淮茹坐在第一排，头发白了大半，死死咬着嘴唇，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却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除此之外，再没有一个熟人。
没人在意他的辩解，就像没人在意他这些年是怎么过的。
自从贾东旭没了，秦淮茹一个女人拉扯着他和两个妹妹，日子过得紧巴。
他从小就知道，要想不饿肚子，就得自己想办法。
偷邻居家的鸡，摸工厂仓库里的零件，抢小学生的零花钱，这些事在他眼里，不过是生存的手段。
他总觉得，自己没杀人放火，没做伤天害理的大事，顶多就是“手脚不干净”，抓进去关几天，罚点钱，也就过去了。
可他忘了，这一年不一样。
街上到处贴着“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标语，红底黑字，刺得人眼睛疼。
警察叔叔不再是从前那个会揪着他耳朵教训几句就放人的模样，巡逻的警车日夜不停地转，胡同里的联防队员也比往常多了好几倍。
他偷那辆八成新的永久牌自行车时，明明左右看了没人，可刚把车锁撬开，就被埋伏在巷口的警察抓了个正着。
在看守所里的日子，过得像一潭死水。
每天除了放风，就是坐在角落里发呆。
秦淮茹来看过他几次，每次都哭得说不出话，只能塞给他几件换洗衣物，还有几个煮得软烂的鸡蛋。
“梗子，好好改造，娘等你出来。”
她总是这么说，可棒梗看得出来，她眼里的希望一天比一天少。
他想安慰她，却不知道说什么，只能低着头，把鸡蛋揣进怀里，感受着那一点微弱的温度。
倒是有一次，我来了。
我穿着一件崭新的皮夹克，手里拎着一个网兜，里面装着水果和点心。
隔着厚厚的玻璃，我的声音有些模糊：“棒梗，你也是活该。当初我怎么跟你说的？好好找份工作，别总想着走歪门邪道，你听吗？”
棒梗梗着脖子，不服气地说：“我要是有你那本事，能开饭馆，我还用偷吗？”
我叹了口气，眼神复杂：“路是自己选的，后果也得自己担着。以后，下辈子注意点。”
说完，就转身走了，没再回头。
日子一天天过去，秋天越来越深，看守所里的风也越来越冷。
棒梗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他开始想念四合院的日子。
想念傻柱做的红烧肉，虽然他几乎没吃过几口，但是香啊。
想念一大爷教他修收音机，想念二大爷给他讲古往今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