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厂长揉了揉腰，笑着说：“可算到了，再坐下去，我这老骨头都要散架了。”
出了火车站，一个高个子男人笑着朝我们走了过来。
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头发梳得整整齐齐，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很斯文。
“你们好，是从南方来的同志们吧？我是阿彼德罗维夫，负责接待你们。”
他说着一口不太流利的中文，带着明显的外国口音，说话时还微微鞠了一躬，显得很礼貌。
杨厂长赶紧上前跟他握手：“你好，阿彼德罗维夫同志，我是杨建国，这次麻烦你了。”
阿彼德罗维夫笑着摆摆手：“不麻烦，我们是朋友，应该的。”
他帮我们把行李搬到停在门口的面包车上，车子不大，但很干净，暖气开得很足，坐进去瞬间驱散了身上的寒气。
车子驶出市区，一路往郊外开去。
路边的风景渐渐变了，高楼大厦变成了低矮的木屋，柏油马路变成了乡间小路，路两旁是一望无际的田野，虽然是冬天，田野里光秃秃的，但能想象到春天绿油油、秋天金灿灿的样子。
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车子拐进了一个村庄。
村子不大，房子都是用木头盖的，屋顶上铺着厚厚的茅草，烟囱里冒着袅袅炊烟，几只母鸡在路边悠闲地踱步，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安静又祥和。
“这里是柳瑟别科，”阿彼德罗维夫指着村子说：“我们的机械化农场就在村子旁边，先带你们去看看。”
车子停在村子边上，我们跟着阿彼德罗维夫往农场走。
远远地，就看到几台巨大的机器停在田野里，有联合收割机、拖拉机，还有播种机，一个个都像钢铁巨人一样，透着一股威武的气势。
阿彼德罗维夫指着那些机器，给我们详细介绍：“这台联合收割机，一天能收割一百亩小麦，比二十个农民手工收割还快；那台拖拉机，能拉着犁深耕土地，让庄稼长得更好……”
他讲得很认真，时不时还会蹲下身，指着机器的某个部件，给我们讲解它的工作原理。
杨厂长听得格外仔细，时不时会提出几个问题，比如机器的油耗、维修难度、适应的土壤类型等等。
阿彼德罗维夫都一一耐心解答，偶尔中文说不明白，就用手比划，或者在地上画图，直到我们都听懂为止。
我们在农场里转了整整一下午，直到太阳快落山了才往回走。
虽然走了一下午，每个人都累得够呛，但心里却很兴奋。
杨厂长一路上都在跟我们讨论，说这些机器要是能引进回去，咱们的农场肯定能大变样。
晚上，阿彼德罗维夫在农场的食堂里为我们摆了一桌欢迎宴。
桌子上摆满了食物，有烤面包、炖牛肉、土豆泥，还有一瓶红酒。
阿彼德罗维夫举起酒杯，用中文说道：“欢迎你们，亲爱的朋友，希望我们合作愉快，干杯！”
我们也纷纷举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
酒杯碰撞发出清脆的响声，红酒的醇香在嘴里散开，驱散了一天的疲惫。
吃饭的时候，阿彼德罗维夫跟我们聊起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聊起了苏联的农业发展。
杨厂长也跟他讲了我们家乡的情况，讲了我们对机械化农业的期待。
虽然语言不通畅，时不时需要比划，时不时需要借助纸笔，但大家聊得很开心。
窗外，夜色渐浓，农场里的灯光亮了起来，温暖又柔和。
我看着身边谈笑风生的杨厂长和阿彼德罗维夫，看着桌上热气腾腾的饭菜，突然觉得，火车上那三天三夜的煎熬，都值了。
这一晚，我们在柳瑟别科的农场里，在异国他乡的温暖灯光下，感受到了朋友间的真诚与热情，也更加期待接下来的学习之旅——我们知道，从踏上这趟旅程开始，从看到那些钢铁巨擘般的机器开始，一场关于土地、关于丰收、关于希望的新故事，已经拉开了序幕。
后厨的瓷砖地被水汽蒸得发潮，我系着洗得发白的粗布围裙，额角的汗顺着脸颊滑进衣领，手里的铁锅正发出“滋啦”的欢快声响。
杨厂长站在门口，军绿色的中山装袖口卷着，眉头却舒展着，嗓门洪亮：“小何，今天苏联专家们要过来座谈，你露两手，别光整咱们平时吃的，把你看书学的那些新菜式都用上！”
我应了声“好”，心里却有些打鼓。
前阵子从图书馆借了本《南北菜系集锦》，翻来覆去琢磨了半个月，尤其对书里东北菜的醇厚和京菜的精细着了迷，这会儿正好能派上用场。
灶上的火越烧越旺，我先把泡发好的干豆角和五花肉倒进高压锅，按书上说的，加了姜片、八角和一勺黄豆酱，这是东北菜里的“干豆角烧肉”，讲究一个肉烂豆角入味；另一边的炒锅里，京酱肉丝正慢慢上色，甜面酱和料酒的香味混着里脊肉的鲜嫩，丝丝缕缕飘了出去。
接着是京菜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