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库后头穿插着小木屋，高矮参差，像石缝里长的苔。那是常驻商人、伙计、手艺人的住处。地皮向集市“买”——其实是长租，一年一银币，面积限死在二十坪内，防圈地。房子样式杨亮不管，有用圆木垒的，有用木板拼的，有茅草顶的——住屋准用茅草，但必须每年刷防火泥浆。但两条铁规：一不占道，屋墙离主路至少五尺；二排水必须接进公渠，自家门口挖暗沟，连到街下的陶管。违了规，第一次罚钱，第二次拆屋。
这些屋子挤在一起，檐角相碰，却又有种默契的秩序。东头那家是鞋匠，门外挂着只旧靴子当招牌；西边是铁匠铺，叮当声从早响到晚，但不在主街上，免得吵人；中间有家裁缝店，女人坐在门口光里缝补，脚边趴着条黄狗。乱中有序，是活人住出来的样子。
杨亮边走边看。石板路在脚下传来扎实的声响，不空，不晃。他特别在意的是石板底下的东西——排水网。挖渠铺管是和城墙同时动的工，去年冬天规划，开春化冻就开挖。主渠深五尺，宽三尺，两侧砌石；支渠像树枝分叉，伸进每条小巷。管道是陶窑专门烧制的圆筒陶管，口径八寸，一节长两尺，两头带榫卯，咬死了不漏。陶土选的是河床下的黏土，韧，烧出来敲着有金属声。铺设时先垫碎石，再放陶管，接缝处抹石灰膏，回填土夯实。所有污水雨水汇到低处的沉淀池——三个大池子，轮流沉淀，清水排进河流下游半里外的滩地，污泥每月清一次，运去堆肥。
公厕远离河滩和住区，设在集市西北角。砖砌的，分了男女，定期撒石灰。粪便由专人收——这活没人爱干，但杨亮开了高价：一月两银币，管饭。有个老光棍接了，每天推着粪车，早晚各收一次，运到庄园指定的堆肥区，混上草木灰、秸秆，沤成肥。来年春耕，那是顶好的地料。
严禁往街面河滩倒污物。起初有人犯，半夜把夜壶往河里泼，被巡查民兵逮住。杨亮定了罚则：第一次罚五铜币，第二次十，第三次滚蛋。罚过三回，规矩就立住了。如今走在集市里，闻不到那股惯有的馊臭味——只有河水的腥气、马粪的草味、炊烟的柴火气。这点让新来的商人吃惊。上月有个从巴塞尔来的布商，下船后抽着鼻子四处嗅，最后对同伴说：“这地方……干净得邪门。”这话传开，反倒成了“盛京”口碑的一部分。
码头外侧，一片低矮木栅栏围出块孤地，栅栏门上挂着块木板，炭笔写着“检”。里头有五间棚屋，彼此隔得老远，屋顶铺茅草，墙是木板钉的，缝隙漏风。那是检疫区。水路来的船，但凡有人发热、出疹、咳个不止，全船人就得在这儿待足两周，没事才准进。食水集市提供——清水、硬饼、咸菜，钱自理，按人头算，一日两铜币。有些商人嫌耽误买卖，闹过。有个威尼斯来的香料商，船上有伙计咳嗽，被拦下后暴跳如雷，指着杨亮的鼻子骂“野蛮规矩”。杨亮没动气，只问：“若你这伙计真是瘟病，进了集市传开，你这船香料还卖得出去吗？往后谁还敢来？”那商人噎住。最后老老实实隔离，十四天后伙计好了，才准交易。
乔治那帮老人起初也不理解，觉得太严。但去年夏天，上游有个集市因热病死了三成人，买卖全瘫了。消息传来，乔治主动找杨亮说：“你那检疫区，再加两间棚屋，钱我出。”一个干净地方，生意才做得长久——这道理，见多了生死就懂了。检疫区平时空着，门敞着，里头只有麻雀跳。但它立在那儿就是个信号：这里的主事人，想得比眼前远。
天色将晚，西边天上还剩一抹橘红。集市里正是收尾的忙乱。石板路上独轮车吱呀呀推过，车上堆着最后一批货——捆捆羊毛、袋袋谷物。小贩收摊，把没卖完的干果、熏鱼装进木箱，抬上板车。账房先生们抱着账本从各仓库出来，往主街中央那栋两层木楼去——那是集市的公事房，每晚对账、登记税目、处理纠纷的地方。油灯已点起，纸窗上晃动着人影。
酒馆里传出低低的谈话声，混着陶杯碰撞的脆响。那是集市里唯一准开的酒铺，掌柜是个老兵，独眼，但做事一丝不苟。酒是从庄园酒坊批的麦酒，淡，但干净；吃的只有炖豆子和黑面包，肉是腌肉，切薄片。杨亮立了死规矩：食水必须煮开，碗筷每日沸水烫，剩食不留夜。掌柜严格执行，因为杨亮说过：“吃坏一个人，我封你的店。”严是严，但生意不差——出门在外的人，图个安心。
常驻的、流动的，百来号人在渐起的灯火里晃动。力工蹲在墙角数铜子，商人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