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杨亮颔首，“先去把那孩子安顿好。洗干净，换身衣裳，然后……带他去见见其他孩子。”
乔治应声出去了。工棚里只剩下杨亮一人，炭火在他脸上投下跳动的阴影。他清楚地知道，接纳这些无依无靠的孤儿，其意义远比进口十船最好的羊毛、一百吨最纯净的铁矿石更为深远。这不是简单的慈善，这是在为这个挣扎于中世纪阴影下的微小庇护所，编织一件真正能够抵御漫长寒冬、并且能一代代传下去的“未来之裘”。这件“裘衣”的每一根线，都将由这些孩子的血肉、知识和忠诚纺成。
他没有立刻起身，而是走到工棚门口，倚着粗糙的木门框，望向山谷。暮色像滴入清水的墨汁，正从四面山峦间弥漫开来，渐渐吞噬了田野和屋舍的轮廓。劳作了一天的人们三三两两地往回走，其中那些半大少年的身影格外显眼。他们扛着锄头，抬着新伐的还带着树皮的木材，脚步比成年人更轻快，交谈声中气十足，带着这个年纪特有的、仿佛永远耗不尽的精力。
一种沉静而实在的感觉，在他胸腔里慢慢充盈起来。他想起八年前刚在这里落脚的时候，算上最初收留的诺离别，满打满算也只有六个惶惶不可终日的人。而现在，根据他上个月亲自核对的名册，山谷里的常住人口已经突破了六十五。这个数字沉甸甸的，代表着六十五张需要填饱的嘴，六十五副需要遮风避雨的身躯，也是六十五份或大或小的力量。
人口的增长是实实在在的。这几年，随着生活初步稳定，食物供给虽然依旧紧张但总算有了基本保障，庄园里也开始陆续有新生命降生。掰着指头算，平均下来每年大概能添五六个新生儿。想到孩子，他心头那点暖意里便掺进了一丝极淡、却无法忽略的阴影。八年里，并非所有孩子都顺利熬过了最初的危险期。有两个婴儿，在出生后不久就染上了急症，他和父亲翻烂了那本被视为救命宝典的《赤脚医生手册》抄本，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草药和物理降温法子，日夜不休地守着，最终还是没能留住。在这个一个感冒风寒都可能夺走性命的时代，这种无力感是如此刻骨铭心。也正因为如此，每一个能磕磕绊绊长大的孩子，在他眼里都格外珍贵。
他的目光追随着远处那几个少年的身影。他们正是几年前，乔治从沙夫豪森附近一支濒临崩溃的流民队伍里带回来的孤儿。刚来时面黄肌瘦，眼神里全是惊惧，看见一点吃的就扑上去抢。如今，最大的那个已经十六岁，肩膀宽阔，胳膊上肌肉虬结，是铁匠铺和筑坝工地上不可或缺的壮劳力；小些的也有十三四了，无论是扶着犁杖耕地，还是跟着老铁匠学习辨认火候、抡锤锻打粗铁，都已经能顶半个大人用。
更让杨亮感到慰藉的，是这些孩子身上展现出的惊人“可塑性”。他们来到这里时，如同一张被苦难浸透、却还没来得及写上太多乱七八糟东西的羊皮纸。他的母亲、妻子珊珊，还有庄园里其他几个识字的，系统地教他们认字、算数，讲解为什么要改良农具，为什么要用沸水清洗伤口，为什么要费力气修建公共厕所和过滤饮用水。这些少年吸收知识的速度，远比后来加入的成年流民快得多。他们不会固守某些陈旧乃至愚昧的生活习惯，对于杨家庄园推行的一系列“新规矩”——从饭前洗手、喝开水，到田地轮作、集体协作，再到对各种工具技术的不断改良——表现出一种近乎本能的接纳和认同。
反观那些在成年后才加入庄园的流民，虽然大多本性淳朴，肯下力气干活，对庄园提供的庇护和稳定的食物来源心怀感激，但想要扭转他们几十年生命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和行为模式，却需要耗费数倍的心力和时间。他们中，有人会私下抱怨“喝烧开的水”是多此一举，浪费柴火；有人在耕作时，会不自觉地沿用祖辈传下来的低效老法子，需要监工反复提醒纠正；更有人对学习文字表现出明显的畏难和不解，认为那是“老爷们才该琢磨的事情”，和他们这些泥腿子无关。这种认知层次上的无形鸿沟，比体力上的差距更难弥合，需要更长的时间和不懈的引导。
因此，杨亮才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优先吸纳孤儿，尤其是十岁以下的孩童。这个年纪的孩子，对过去的苦难记忆或许深刻，但尚未形成僵化难改的思维定式。他们更容易将杨家庄园视作唯一且真正的归属，更容易全盘接受并内化这里融合了另一个世界知识碎片与中世纪残酷现实所形成的一整套生存哲学和技术体系。他们，才是将“杨家庄园模式”延续下去的最理想载体，是承载着未来希望的根苗。
那个被乔治新带来的孩子，七八岁的年纪，正是最好的“胚子”。用不了几年，这个现在瘦弱不堪的孩子，也会像他的哥哥姐姐们一样，在这里学习、成长，筋骨变得强健，头脑被知识武装，成为守护这片山谷、并推动它在这艰难时世中向前发展的坚实力量。这不仅仅是增加一个人口数字，更是在精心培育这片土地未来的筋骨与灵魂。
他转身回到工棚内，炭火的余温尚未散尽。他在粗糙的木桌旁坐下，铺开一张草纸，用